本報記者 陳 瑜
55年前的1964年10月16日下午,那是至今讓中國科學院院士胡仁宇印象深刻的日子。
當時,包括胡仁宇在內(nei) 的剛從(cong) 爆心撤回來的參試人員,被安排在離爆心幾十公裏處的一個(ge) 小山坡上。當聽到廣播裏響起“起爆”指令後,大家起身轉向爆心方向,看到遠處火球翻滾,蘑菇雲(yun) 冉冉升起,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了。
現場歡快激動的場麵胡仁宇從(cong) 未見過也再難忘懷。
半個(ge) 多世紀過去,西北大漠上空的蘑菇雲(yun) 早已消散,曾經為(wei) 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的研製殫精竭慮的人們(men) 將被曆史銘記。
隻給個(ge) 信箱地址用於(yu) 通信
1954年秋,一塊產(chan) 自廣西的鈾礦石被帶進中南海向毛澤東(dong) 、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匯報,時任地質部常務副部長劉傑手持蓋革計數器進行探測表演,放射性物質使儀(yi) 器發出響聲——證明我國地下埋藏有鈾礦。如今這塊為(wei) 中央領導人反複討論、提供決(jue) 策的礦石被譽為(wei) “開業(ye) 之石”。
鈾是製造原子彈的核心材料。但新中國成立之前,我國沒有鈾礦地質事業(ye) ,隻有個(ge) 別地質人員對鈾礦進行了零星的極其初步的探索。
1955年,我國悄然組建了兩(liang) 支鈾礦專(zhuan) 業(ye) 地質勘探隊伍——新疆519隊和中南309隊,意在用地質科學研究和勘探技術手段找礦。
黃世傑如今已是滿頭銀發的八旬老人。他至今記得,剛出校門參加工作報到時才知道,要給原子彈找原料,必須嚴(yan) 格保密。“當時大家被告知不能告訴家人自己幹啥去,要去哪,隻給了個(ge) 信箱地址用於(yu) 通信。”
雖然當時已經開展航空放射性測量,但實地勘探還得依賴人。
“那時候我們(men) 西北的鈾礦地質隊伍過著牧民般的生活,每天一人一匹馬,手持著有點像槍的探測儀(yi) ,按照一定比例尺進行普查找礦,沿途要是有蒙古包就借宿在蒙古包,否則就睡睡袋,睡袋裏還經常有虱子‘光顧’。”黃世傑回憶,白天的塔裏木盆地溫度可達50多攝氏度,進入天山冰雹就來了,可謂“冰火兩(liang) 重天”,吃不到新鮮蔬菜,白天野外工作口渴,就喝天山上流下來的雪水。
與(yu) 此同時,中南309地質大隊則在南方廣袤土地上展開了找鈾工作。
相關(guan) 數據顯示,在我國鈾礦地質初創階段,通過快速找礦、快速勘探的方式,鈾礦地質工作者向國家提交了12個(ge) 鈾礦床,找到了製造原子彈的“糧食”。
5間工棚內(nei) 研製點火中子源
原子彈的研製是一項極為(wei) 複雜的科學工程。
數據顯示,為(wei) 了盡早掌握原子彈技術,全國先後有26個(ge) 部(委),20個(ge) 省、市、自治區包括1000多家工廠、科研機構、大專(zhuan) 院校投入到大協作的洪流。
中科院院士王方定和他的小組是匯成“洪流”的涓涓細流。
1959年,蘇聯方麵單方撕毀協定,我國調整部署,開始立足自力更生研製原子彈。王方定作為(wei) 其中一條技術路線的帶頭人,正式接手一項艱巨的任務——用於(yu) 引發原子彈鏈式核反應的中子源材料研究。中子源材料做成的裝置叫點火中子源,是核武器的關(guan) 鍵部件之一。
一個(ge) 以瀝青油氈做頂,蘆葦稈抹灰當牆的5間工棚,是王方定研製點火中子源的地方。
王方定回憶,工棚條件差,夏天室溫高達三十六七攝氏度,還要穿上3層防護工作服,戴上兩(liang) 層橡皮手套,揮汗如雨。嚴(yan) 冬季節,天寒地凍,自來水管都被凍裂。科研人員隻好晚上把液體(ti) 樣藥品和試劑搬到有暖氣的房間,關(guan) 好水井閥門,放掉自來水管裏的水。第二天上班再複原。
經過3年多的緊張實驗,隨著一個(ge) 個(ge) 難關(guan) 被攻破,王方定所在的小組終於(yu) 發現了問題的關(guan) 鍵,掌握了工藝,生產(chan) 出了比原來設計要求更高的成品。
1964年,由於(yu) 研製工作需要,王方定去了“前方”——青海高原上的“金銀灘”,參加並組織了多次核爆炸的化學診斷工作。
“大力協同”經驗威力不過時
轉眼55年過去了,無論從(cong) 工業(ye) 、科技等方麵,還是從(cong) 硬實力或軟實力上看,我國都有了極大的提升。
社會(hui) 上出現了一些不同的聲音。有人認為(wei) ,時代不同了,有些重大問題可以依靠國際交流和合作得到解決(jue) 。有人認為(wei)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hui) 各單位、部門和個(ge) 人間價(jia) 值追求和利益日趨多元,似乎過去曾經發揮過的“大力協同”經驗威力已經過時了。
胡仁宇有不同的看法。
“回顧我國核武器的發展,就是一個(ge) 遏製與(yu) 反遏製的曆程,也是一個(ge) 自力更生、自主創新的發展曆程,每一項突破、每一次成功,是舉(ju) 全國之力、大力協同的結果。”至今他仍堅持這種看法:對一些特大的科學工程一定要堅持在黨(dang) 的統一領導下,充分發揮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的優(you) 越性,隻有在發揮個(ge) 人、部門、單位的積極性創造性的前提下,大力協同,充分發揮團隊精神,才能走出中國特色的發展道路。
(科技日報北京10月15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