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陳彬

如何評價(jia) 剛剛過去的2020年給全球經濟和社會(hui) 發展帶來的影響？

在知名學者、北京大學博雅講席教授陳平原看來，“無論從(cong) 哪個(ge) 角度看，2020年都是人類生活和經濟、文化的分水嶺。接下來的日子裏，逆全球化或反全球化的概率將大大增加”。同時，他也提出了一個(ge) 引人深思的問題——在這樣的全球背景下，中國高等教育未來的發展應該如何布局？

對此，陳平原也給出了自己的答案——參照經濟領域實行的國內(nei) 國際“雙循環”做法，重構高等教育的內(nei) 循環與(yu) 外循環協同發展的格局與(yu) 機製。

中國大學不能“過分自信”

十多年前，陳平原曾在媒體(ti) 上發表過一篇題為(wei) 《全球化時代的“大學之道”》的文章。文中提到，中國人辦現代大學是從(cong) 模仿起步的，從(cong) 最初模仿日德，到上世紀20年代轉而學習(xi) 美國，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開始學蘇聯，再到上世紀80年代學習(xi) 美國。“現在談大學則言必稱哈佛、耶魯，連牛津、劍橋都懶得提了，更不用說其他名校。儼(yan) 然大學辦得好不好，就看跟哈佛、耶魯的差距有多大。”在文章中，陳平原如此寫(xie) 道。

在他看來，這種趨勢可看作國內(nei) 大學的一種迷失。“過去強調東(dong) 西方大學性質不同，拒絕比較，容易固步自封。但反過來，一切惟哈佛、耶魯馬首是瞻，忽略養(yang) 育你的這一方水土，這同樣有問題。”陳平原表示，中國大學不是辦在中國，而是長在中國。各大學的差異很大程度上是曆史形成的，不是想改就能改的，我們(men) 隻能在曆史提供的舞台上表演。“以目前中國大學的現狀而言，首先是明白自己腳下的曆史舞台，尋找適合自己發展的道路，而不是盲目製定進入世界一流大學的時間表。”

“這是我十多年前說的話。當時有感於(yu) 國際化已經成為(wei) 中國學界的主流，以至於(yu) 出現了若幹偏差，因此想強調中國學者和中國學術既需要國際視野，更需要本土情懷。”在近日接受《中國科學報》采訪時，陳平原說。不過，隨著形勢的改變，他的擔憂正在發生變化。

陳平原表示，不同於(yu) 此前中國大學的“不自信”，近年來，隨著高等教育的發展，國內(nei) 大學正在出現一種相反的傾(qing) 向，即過分自信，自以為(wei) 可以關(guan) 起門來稱老大。

“經過疫情的考驗，我們(men) 忽然發現，美國並不像大眾(zhong) 想象的那樣強大，一家獨大的單極世界也確實正在消失和融化。未來全球格局有可能變得更趨多元，中國的崛起不可阻擋，但請記住，這是個(ge) 緩慢且漫長的過程。”陳平原說，即便看到這一趨勢，但若操之過急，效果也不會(hui) 好。 “落實到教育層麵，那就是要承認，直到今天以美國為(wei) 代表的世界高教強國依然有著太多值得我們(men) 學習(xi) 之處。未來，多派、多送留學生和訪問學者出去仍是我國發展高等教育的題中之義(yi) 。”

從(cong) 重學校到重專(zhuan) 業(ye)

受訪時，陳平原坦言，自己一方麵很擔心國內(nei) 重新回到“閉關(guan) ”的狀態，另一方麵，對於(yu) 目前我國在高等教育國際化過程中所麵臨(lin) 的一些阻礙也頗感無奈。

“這種狀態促使我們(men) 反省這些年我們(men) 走過的路，是否將學習(xi) 目標太過於(yu) 集中在美國。因此我才提議，積極開拓高等教育更加開闊的國際交流空間，建立更富有活力的外循環機製。”

談及“外循環”的概念，陳平原解釋說，在改革開放初期，我們(men) 接觸並且推崇的國外大學其實是五花八門的。“以我熟悉的人文學科為(wei) 例，我們(men) 的主要交流對象就包括了英國、法國、美國、德國、日本、蘇聯等一係列國家。”然而，受經濟發展水平，尤其是大學排名的牽引，多年來，我們(men) 越來越傾(qing) 向於(yu) 美國這單一國家，而這是需要改變的。“美國高校確實了不起，但當前我國高等教育的宗旨、路徑和認知必須向全世界擴展開去。”

他進一步解釋說，公眾(zhong) 對於(yu) 美國高校的推崇，除了其自身的確實力強勁外，另一重要原因在於(yu) ，大眾(zhong) 對高校實力的認知主要來自於(yu) 各種排行榜。“排行榜是包含辦學經費、科研成果、學術環境、人才趨勢以及運作策略等各因素的綜合考評，好處是一目了然，缺點則是很難體(ti) 現某一具體(ti) 專(zhuan) 業(ye) 的實力。這裏還不包括評審過程中的人為(wei) 失誤。”

作為(wei) 教育學者，陳平原曾在很多場合批評過如今熱鬧非凡的大學排名，並認定其對中國教育的發展弊大於(yu) 利。他對《中國科學報》表示，我國高等教育需要重新理解世界大學發展路徑及基本格局，擺脫各種大學排行榜的羈絆，不以爭(zheng) 取排行榜上的好名次為(wei) 辦學宗旨和目標。

“作為(wei) 2020年高教界的一個(ge) 熱點事件，曲阜師範大學的數學專(zhuan) 業(ye) 在大學排名中超出了北大、清華，但這不僅(jin) 沒有受到褒獎，反而遭到了國人的普遍嘲笑。事實上，曲阜師大的所作所為(wei) 是符合排行榜規則的，隻不過用力過度，出了紕漏而已。很多中國大學其實都有這種心態，也都在這麽(me) 做。”陳平原說，這本身已說明了對大學排行榜“不可迷信”。

不唯排行榜，當我們(men) 選擇高校時，該以什麽(me) 作為(wei) 評判標準呢？

對此，陳平原表示，在對外交流中我們(men) 需要做出一些調整，那就是從(cong) 以高校的整體(ti) 實力為(wei) 主要關(guan) 注點，轉向更加關(guan) 注高校在某一具體(ti) 學科或專(zhuan) 業(ye) 的表現。

“有誌出國留學的學生，尤其是以科學研究為(wei) 最終追求的學生，應該完全有能力分辨哪些高校的專(zhuan) 業(ye) 與(yu) 自身選擇更加匹配。在這種情況下，我建議這些學生將自身的關(guan) 注點從(cong) 學校層麵轉移到專(zhuan) 業(ye) 層麵。”陳平原說。此時，學生就會(hui) 發覺，某些綜合實力很強、位於(yu) 金字塔尖的學校，其具體(ti) 專(zhuan) 業(ye) 不見得是最好的。反之，某些名不見經傳(chuan) 的學校，在其優(you) 勢專(zhuan) 業(ye) 領域卻往往令人刮目相看。與(yu) 此相適應，政府相關(guan) 部門在錄用及獎勵人才時，也不能再以大學排名前一百作為(wei) 衡量標準，而應該更看重其所學專(zhuan) 業(ye) 。

這一變化看似微小，但如果放置在高等教育外循環的大背景下，則會(hui) 產(chan) 生巨大影響。

歐洲大學的“新機會(hui) ”

陳平原坦言，當下，有關(guan) 部門以及相關(guan) 專(zhuan) 家學者有義(yi) 務和責任提供更為(wei) 詳盡、務實的名單，以指導留學生或訪問學者轉投綜合實力非一流，但單科發展很好的大學。這既是對學生的負責，也有利於(yu) 國家日後的發展。

“僅(jin) 以歐洲為(wei) 例，如果我們(men) 將視角放在學科或專(zhuan) 業(ye) 領域，就會(hui) 發現除英國、德國等高等教育大國之外，某些整體(ti) 高等教育並不發達的國家，其高校的某些專(zhuan) 業(ye) 卻表現不俗。”陳平原說。比如在生命科學與(yu) 醫學領域，古老的牛津大學、劍橋大學固然實力雄厚，但諸如丹麥哥本哈根大學、荷蘭(lan) 阿姆斯特丹大學等綜合實力相對較弱的高校，同樣具有很好的科研與(yu) 教學實力；而在農(nong) 業(ye) 與(yu) 林業(ye) 學科，荷蘭(lan) 瓦格寧赫大學的實力甚至要超過很多歐洲頂級大學。

“另外，我們(men) 需要注意一個(ge) 現象，近年來國內(nei) 高校與(yu) 很多世界一流大學建立了合作關(guan) 係，但這種合作更多偏重於(yu) 科研領域，在教學領域的交流則相對較少，甚至流於(yu) 形式。”陳平原表示，近年不少歐洲國家受經濟因素影響，其高等教育發展遇到了困難，這其實給了我們(men) 一個(ge) 搭建彼此交流平台的重要時機。

“正如此前所說，我們(men) 可以將留學生和訪問學者分流至這些綜合實力並非一流，但單科實力較強的大學，同時，對於(yu) 這些國家的學生，我們(men) 同樣可以敞開懷抱。”陳平原告訴記者，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我國曾為(wei) 東(dong) 歐國家培養(yang) 了不少留學生，但此後這些生源逐漸被美國等高校所吸引。“比如，我們(men) 正在實施的‘新漢學計劃’是否可以更多地關(guan) 注這些區域？”他說，目前該計劃主要針對的是博士生層麵，但是否也可以將其資助範圍擴大至碩士生乃至於(yu) 本科生階段，由此構建一個(ge) 更加均衡、覆蓋範圍更廣的高等教育外循環圈？

教育不能隻講效益

經過改革開放40多年的努力，目前我國高等教育的發展水平已經有了一個(ge) 很大的提升，特別是國內(nei) 頂尖高校，其師資水平、經濟收入、科研條件等，已經和國外優(you) 秀大學沒有太大差別。北大、清華等高校的硬件建設、經費保證甚至可以和世界一流大學媲美。

然而與(yu) 此同時，很多地方院校卻依然處於(yu) 經費拮據、辦學狀態堪憂的狀況。雖然近年來國家層麵出台了很多政策，試圖彌補各高校之間的差距，但收效並不明顯。在陳平原看來，這涉及到高等教育的另一個(ge) 重要循環——內(nei) 循環的健康與(yu) 穩定。

此前，陳平原曾在一篇文章中談及，當我們(men) 觀賞北大、清華等高校高歌猛進的同時，必須回過頭來考慮那些不在原“985工程”和原“211工程”序列中的大學所麵臨(lin) 的艱難。

文章中，陳平原寫(xie) 道，“目前中國教育采取的其實是‘舉(ju) 國辦奧運’的思路，換句話說，既然暫時沒有辦法讓全民熱愛體(ti) 育、身體(ti) 健康，那就先把一小部分人集中起來加強訓練，目標是奧運金牌。但不能忽視的是，就像中國足球一樣，底層的水平上不來，頂端肯定會(hui) 出問題。沒有很好的教育規劃，光靠若幹所名牌大學，內(nei) 地的高等教育無力承擔起實現中華民族偉(wei) 大複興(xing) 的曆史重任。”

這段論述曾引發爭(zheng) 議。在有些人看來，同樣是投錢，應該投在基礎好的大學，這樣才能實現更高的產(chan) 出比。如果原有學校水平不夠，需要花費資金打地基，這會(hui) 導致學校發展進度相對緩慢。

對此，陳平原表示，教育學不同於(yu) 經濟學，不能隻講效益。“為(wei) 什麽(me) 我們(men) 堅持高等教育的相對均衡發展？這並不是主張有錢大家分，而是除了公平原則外，還需要考慮國家發展的大戰略。”他坦言，中國大學的兩(liang) 極化其實早已存在，“雙一流”建設則很可能進一步加劇這一趨勢。“在我看來，如何幫助弱勢大學培育、引進、留住人才，這與(yu) 建設世界一流大學一樣，應該成為(wei) 國家戰略。”

他進一步解釋道，除非降低標準，否則“雙一流”是不可能遍地開花的。這就意味著全國兩(liang) 千多所大學都來爭(zheng) 創世界一流大學或一流學科是不現實的。“‘雙一流’建設應該隻是眾(zhong) 多教育製度安排中的一種，我們(men) 還有很多評價(jia) 體(ti) 係以及撥款機製，並非‘自古華山一條路’。否則，就有可能出現有幸入列的大學‘三千寵愛於(yu) 一身’；不幸落選的大學‘零落成泥碾作塵’。這顯然不是理想狀態。”

用“地方糧票”留下本土人才

不同地區高校的差異化問題，集中體(ti) 現在了東(dong) 西部高校之間。而在陳平原看來，製約西部高校發展的一個(ge) 突出問題，就在於(yu) 如何解決(jue) 西部高校人才的在地化問題。

“大學不是研究院，單純計算科研成果不足以評價(jia) 其高低、得失和成敗。大學出成果，但大學更出人才，而人才是有適應度的，人文及社會(hui) 科學尤其如此。”陳平原說，想象全國各行各業(ye) 都需要某個(ge) 一流大學或某個(ge) 一流學科的畢業(ye) 生，這是不現實的。因為(wei) 我們(men) 培養(yang) 的人才除了要具有國際視野外，更要有本土情懷。

在西部高校進行調研時，陳平原曾聽新疆地區教育部門的領導說，多年來，新疆各大學培養(yang) 的博士有92%留在了本地工作，而北大、清華等名校培養(yang) 的博士卻很少願意入疆。

“這在很大程度上說明了西部高校人才的在地化對當地教育、科研乃至經濟發展所發揮的重要作用。然而，麵對東(dong) 部高校的高薪挖人，我們(men) 又該拿什麽(me) 來留住這些人才呢？”陳平原說，曾有西部高校的校長向他抱怨，每當某些人才計劃的評選結果公布的時候，這些校長的內(nei) 心都十分糾結，既擔心自己的老師評不上，又擔心評上——評不上是一種失敗，但評上了就可能很快被其他高校挖走。

在他看來，在西部高校經濟實力尚無法與(yu) 東(dong) 部高校相抗衡的當下，我們(men) 需要通過某種“地方糧票”的方式，保證一批人願意且能夠紮根西部。

“我曾不止一次提出建議，為(wei) 更好地體(ti) 現高層次人才稱號向西部傾(qing) 斜的政策，應該設立專(zhuan) 門針對西部地區的人才計劃。”陳平原解釋說，為(wei) 了突出公平性，目前我國絕大部分關(guan) 於(yu) 人才計劃的選拔製度，其主要參考標準均為(wei) 科研成果，隻有在終審階段才將西部因素列為(wei) 參考要素。由於(yu) 各地區科研環境以及人才儲(chu) 備懸殊，西部大學若沒有名額限定，其實是無法獲得保護的。“很多西部地區的人才，事實上還沒進入終審環節就已經被淘汰了。”

此前，教育部曾鼓勵東(dong) 部大學教授去西部申請某些人才計劃且頒布了一些扶植政策，這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申請到西部去的這些教師不見得能全力以赴，即便到任且發揮了很好作用，大多也會(hui) 在三五年內(nei) 回歸，留下了諸多銜接的難題。

“如果能設立專(zhuan) 門針對西部高校的人才計劃，哪怕降低一些標準，也能起到提振士氣、培育人才的作用。”在陳平原的設想中，這種人才計劃可以分配到各個(ge) 省份，並且隻針對工作於(yu) 西部大學的教授，如果該教授離開西部，則相關(guan) 稱號以及福利待遇全部取消。“這種方式就是所謂的‘地方糧票’。”

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深化新時代教育評價(jia) 改革總體(ti) 方案》，在提出破“五唯”的同時，也鼓勵中西部、東(dong) 北地區高校人才稱號入選者與(yu) 學校簽訂長期服務合同，為(wei) 實施國家和區域發展戰略貢獻力量。然而在陳平原看來，如果隻是“鼓勵”或“提倡”，且牽涉這麽(me) 大的麵，落實是有一定難度的。隻要去西部走走，不難了解那裏的辦學情況，以及長期堅守西部的學者們(men) 的努力和工作意義(yi) 。正因為(wei) 如此，陳平原才一直強調，要給予這些學者一定的榮譽和待遇。“若擔心衝(chong) 擊原有的獎勵計劃，隻要國家願意承認相關(guan) 頭銜，完全可以通過籌集民間資金等方式，解決(jue) 相關(guan) 的經費問題。”

“當前，我國高等教育雖然存在一些問題，但依然生機勃勃。若能通過某些政策調整以及區域資源的合理調配，建立並改善高等教育的內(nei) 外雙循環結構，則中國大學當能保持開放、健康、快速的發展勢頭，為(wei) 中華民族的偉(wei) 大複興(xing) 提供必要的人才支撐和智力支持。”陳平原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