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本報記者 馮(feng) 麗(li) 妃

研究沒有獨立性、論文發表“壓力山大”、晉升通道變窄……處於(yu) 學曆“金字塔”頂端的博士後研究人員正在因晉升壓力和就業(ye) 前景而普遍感到不安。與(yu) 此同時，已經成為(wei) “過來人”的教授們(men) 則認為(wei) ，博士後製度不是招生，而是招工，沒有義(yi) 務做“學術慈善”，為(wei) 博士後提供訓練和晉升通道。

截然不同的觀點指向相同的核心問題：隨著博士後隊伍的擴大，博士後的定位是否應該發生變化？博士後製度是否應當適時調整？

博士後的“苦惱”

“每天除了4至6小時的睡覺時間，其餘(yu) 時間基本都在工作。”“研究沒有獨立性，隻能做PI（課題組組長）的‘打工仔’”“帶著激情和奉獻努力工作，通往永久職位的道路卻籠罩在黑暗中”……

處於(yu) 學曆“金字塔”頂端的博士後研究人員正在為(wei) 職業(ye) 前景、工作壓力和穩定性等問題感到不安。在接受《中國科學報》采訪時，來自北京、上海、廣州等地的多位博士後對晉升壓力和不明朗的就業(ye) 前景表示擔憂。

想象“豐(feng) 滿”，現實“骨感”

“這裏可以讓你自由地開展前沿研究，而不是做某台機器上的一個(ge) 齒輪；完成兩(liang) 年訓練的候選人都會(hui) 被提升為(wei) 教授，不用擔心出站找不到工作；可以提供能夠匹配你高學曆的報酬，不會(hui) 讓你因買(mai) 不起房暗自神傷(shang) ；申請經費沒有年齡限製，可以隨時搞傾(qing) 心的研究；有家庭的博士後可以享受帶薪育兒(er) 假，子女可享受優(you) 質教育……”

談起心目中完美的博士後工作，西安某大學博士後展瑩不禁放飛想象的翅膀：“在這裏，你隻需要專(zhuan) 注你的科學研究，其他所有問題都會(hui) 有強大的後勤團隊予以解決(jue) 。”

對於(yu) 像展瑩一樣的博士後來說，想象可以“豐(feng) 滿”，但現實卻很骨感。

我國從(cong) 1985年開始實行博士後製度，設立博士後流動站。當時博士生招生人數3000多人，博士後進站者1人。而今，我國博士生招生規模已逾10萬(wan) 人，增長了30多倍。做博士後成為(wei) 不少博士畢業(ye) 生的選擇。2019年，我國博士後進站人數達25514人。

隨著博士後隊伍規模的擴大，我國對博士後的定位逐漸從(cong) 最初的“培養(yang) 與(yu) 使用相結合”向“使用”傾(qing) 斜；博士後人數的增加和終身教職晉升通道之間“僧多粥少”的矛盾也日益凸顯。

晉升通道“浮雲(yun) 遮月”

李想是北京某研究所一名崗位博士後。按照他的說法，崗位博士後比普通博士後“高一級”——其在博士期間比普通博士後發的論文數量多，博士後期間的工資由國家、研究所發，導師不用出資。而普通博士後的工資大部分由導師出，研究方向也更容易受到導師限製。

盡管如此，對於(yu) 實現心中的理想——留所擔任助理研究員，再努力晉升為(wei) 副研究員、研究員，他並沒有太多信心。

進站一年多，他已經發了一篇論文，距離跨越從(cong) 博士後到助理研究員的“門檻”還差一篇“一區”（所發文章期刊需在領域內(nei) 排名前25%）。眼看兩(liang) 年研究時間即將到期，他決(jue) 定申請一年延期，繼續追逐目標。

李想時刻都能感受到肩頭沉重的壓力。對他來說，即便論文達標，也隻是跨過從(cong) 博士後到助研的“第一道關(guan) ”，要想通過“第二道關(guan) ”晉升為(wei) 用人單位的“副高”，還要申請一項國家級基金，如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青年基金、中央組織部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計劃，這些項目的年齡上限是35歲。

“如果超過35歲申請國家基金，就要與(yu) 副研、研究員等一起競爭(zheng) 其他項目，那樣希望更渺茫。”說到此處，今年34歲、剛當上“奶爸”的李想語速不由變得有些急促。

再進一步，李想表示，即便能夠達到所在單位副高評級的要求，也可能因為(wei) 競選人數超過崗位名額而落選。“來年還會(hui) 有新人達到要求，崗位競爭(zheng) 將進一步加劇。這無形中就造成評副研隻能‘排隊上’。”李想說，“即便評上副研，也不一定有編製，意味著你還是合同工。”

不是“避風港”

“認清現實吧，博士後肯定不是‘避風港’。”北京某雙一流高校博士後鄔曉梅向《中國科學報》直言。

博士畢業(ye) 後，鄔曉梅曾在企業(ye) 工作一年多，覺得搞科研或許更適合自己，於(yu) 是便到北京某頂尖高校做博士後，希望能夠重新選擇就業(ye) 方向。

“寫(xie) 論文、寫(xie) 報告、寫(xie) 基金，這是基本的工作狀態。”她告訴《中國科學報》，“這是給博士生提供的二次選擇機會(hui) ，如果不加倍努力，把自己的成果再提升一點，就會(hui) 被更多人超過去，博士畢業(ye) 時連工作都找不到。”

鄔曉梅表示，該校對普通博士後進站沒有特別具體(ti) 的要求，出站時分為(wei) “優(you) 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類進行打分。“優(you) 秀”需要有四篇論文和基金資助，“合格”需要完成兩(liang) 篇論文。她坦言，憑借目前的成績不大可能留校，即便通過博士後延期也很難有質的飛躍，所以決(jue) 定優(you) 先找工作。

“今年就業(ye) 形勢不太好，提前半年找工作有點晚了。”眼下工作還沒有著落讓她有些焦心。她表示，博士後雖然自帶戶口，但沒有應屆生的身份，找工作受到的限製比較大。而且，很多用人單位的招聘年齡都卡在35歲以內(nei) ，這對於(yu) 一些大齡博士後來說也是不利因素。

在“超齡”之前出站或“跳槽”，是很多一站或兩(liang) 站博士後的選擇。

王勇從(cong) 廣州某雙一流大學博士畢業(ye) 後，“就地”進站做了三年博士後，現為(wei) 該校“特聘副研究員”。“說是‘副研究員’，其實也是合同工，相當於(yu) 是博士後續聘或‘二次進站’，隻是換了一個(ge) 名字，工資待遇跟以前差不多。”他告訴《中國科學報》。

近年來，王勇所在的大學擴招了大量博士後，在社會(hui) 上引起關(guan) 注。考慮到該校助教崗位少，加上行政人員官僚氣息嚴(yan) 重，王勇並不奢望留校，而是希望通過博士後經曆提升自己在論文寫(xie) 作、授課、表達等方麵的技能。

“在35歲到來之前，中途如果找到合適的職位，我就出站。”如今34歲的他距離做出這個(ge) 選擇越來越近。

期待“更好的”博士後製度

“薪酬方麵沒有什麽(me) 問題，主要是留校的人比較少，體(ti) 驗不太好。”像李想一樣，此次采訪中，多位博士後表示，盡管目前的薪酬買(mai) 房絕無可能，但日常生活都過得去。有博士後表示其薪資介於(yu) 講師和副教授之間，還有人表示其薪酬甚至高於(yu) 副教授。

同時，一些高校在招聘時，往往存在“外來和尚會(hui) 念經”的思想。王勇也向《中國科學報》“吐槽”，“海歸”博士後和其他人才相比，往往會(hui) 享受諸如安家費、科研啟動費等更高的待遇，而本校博士後即便達到副研究員標準留校，也不會(hui) 得到相關(guan) 資助。

讓他們(men) 感覺“壓力山大”的還有論文發表數量，一些人認為(wei) 這種對博士後勞動的“壓榨”，不僅(jin) 會(hui) 打擊他們(men) 的科研積極性，也不利於(yu) 創新。

對此，上海交通大學農(nong) 業(ye) 與(yu) 生物學博士後楊國騫也深有感觸。他在今年3月發表於(yu) 《科學》的一篇短文中呼籲：“中國需要更好的博士後製度。”他表示，國內(nei) 一些用人單位，對博士後的訓練隻專(zhuan) 注於(yu) 發表論文，同時海外教育是長聘職位的先決(jue) 條件，博士後沒有獲得應得的薪酬等，都將對博士後群體(ti) 產(chan) 生不利影響。

在接受《中國科學報》采訪時，上海某雙一流高校博士後林凡也認為(wei) ，高校為(wei) 了快速發表論文而大規模擴增博士後群體(ti) ，實際上並沒有讓博士後得到有效訓練。為(wei) 此，他建議，設站單位應為(wei) 博士後提供多元化的環境，如增加企業(ye) 招聘會(hui) 等，讓博士後清楚，在研究機構做科研隻是眾(zhong) 多科研工作中的選擇之一。

此次采訪中，其他一些現象也受到博士後詬病，如一些地方和用人單位承諾給博士後額外資助，結果成了“空頭支票”；一些用人單位要求退站博士後退還在校期間所有工資和福利，形成“不平等條約”。對此，他們(men) 希望博士後群體(ti) 的呼聲和利益能夠得到更多關(guan) 注。

博士後招聘不是“搞慈善”

國內(nei) 高校擴招博士後發論文、博士後晉升通道變窄等現象正常嗎？博士後製度是否急需改革？針對博士後的苦惱，高校是否應為(wei) 其提供更多職業(ye) 培訓和晉升通道？

多位教授在接受《中國科學報》采訪時表示，回答這些問題的關(guan) 鍵在於(yu) 對“博士後的定位”正本清源：博士後並非“學曆”教育，而是一種職業(ye) “崗位”。

“博士後工作站是博士無法及時就業(ye) 的緩衝(chong) 區，沒有義(yi) 務做學術慈善，為(wei) 其提供訓練和更多晉升通道。”上海交通大學教授江曉原在接受《中國科學報》采訪時直言。

對此，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熊丙奇也表示，“博士後擴大崗位規模，不是擴大招生，而是擴大招工，完全可以增設更多崗位。”博士後是一份帶有“很強實習(xi) 就業(ye) 意味”的臨(lin) 時性工作，高校需要明確告訴博士後這一崗位的性質，以消除他們(men) 對這一崗位待遇產(chan) 生的不切實際的想法。

對博士後定位認知須改變

在諾貝爾獎得主李政道的建議下，我國自1985年起實施博士後製度。然而，與(yu) 國外偏重於(yu) 人才“使用”的定位不同，改革開放之初，由於(yu) 我國高學曆人才稀缺，博士後的定位也具有“中國特色”——培養(yang) 和使用相結合，在使用中培養(yang) 。

“這使得博士後一度被視為(wei) 比博士更高的‘頭銜’，並被作為(wei) 師資力量來源給予留校等各種政策優(you) 惠。”熊丙奇說，時至今日，很多人對博士後的定位認知仍未轉變，希望獲得以前的“優(you) 待”。“這種認知偏差造成很多博士後對當前晉升通道縮小極不滿意。”

據人力資源和社會(hui) 保障部、全國博士後管理委員會(hui) 在去年召開的中國博士後製度實施35周年座談會(hui) 上公布的數據，經過35年的發展，截至2020年，我國已設立7000多個(ge) 博士後站（3318個(ge) 博士後科研流動站和3850個(ge) 博士後科研工作站），全國累計招收博士後25萬(wan) 多人，期滿出站博士後近15萬(wan) 人。

“這7000多個(ge) 博士後站，無論是哪一類，都是臨(lin) 時性的工作崗位，而不是學曆教育，並非學業(ye) 的延續。”江曉原說，今天的博士比過去大幅增加，使得博士後崗位的“特殊性”大大降低。

他表示，博士畢業(ye) 找不著工作，通過做一站博士後來緩衝(chong) ，發表論文、積累人脈、增加資曆後繼續找；而高校通過招聘博士後作為(wei) 臨(lin) 時雇員來撰寫(xie) 論文，提高影響力。這種方式讓供需雙方實現“共贏”。

在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教授褚建勳看來，現有的博士後製度，包括一些高校斥資擴招博士後做科研，並沒有不合理之處。“用人單位就像一個(ge) 人才市場，隻要有經費，就可以招聘盡可能多的博士後。”他說，“如果你在博士後當中水平很高，就會(hui) 被留下來；否則，幹兩(liang) 年走人，再找一個(ge) 差一點的地方很正常。”

“美國就是利用這種機製吸引各國博士做兩(liang) 三年的研究，然後把最好的人才留下來，促進科學研究的繁榮。現在我們(men) 的博士後製度發展得還沒有這麽(me) 充分。”他補充說。

“整個(ge) 高等教育的格局已經發生變化，對博士後定位的認知也必須改變。”熊丙奇說。

看清“論文責任”

博士後期間單一的“發論文”訓練，包括無法隨心所欲研究喜歡的方向，也是此次采訪中博士後的“槽點”之一。

“對個(ge) 人來說，論文是博士後工作期間績效的最直接反映。如果連論文都不寫(xie) 了，靠什麽(me) 評價(jia) 你的成績？”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研究員袁軍(jun) 鵬在接受《中國科學報》采訪時如是說。

袁軍(jun) 鵬仍然記得15年前在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做博士後的情形，當時該校博士後人數就遠超職員。“博士後是科研創新的一個(ge) 重要群體(ti) ，隻要你能肩負起責任，幹得了事，就不會(hui) 被忽視。”他說。

對此，江曉原也表示，博士後需要認清承擔的責任。博士後是由工作單位和指導老師共同資助的，被要求完成用人單位的論文指標和按照導師的要求做事是合理的，“沒有理由隨心所欲地做自己喜歡的事情”。

針對一些用人單位要求退站博士後退還在校期間所有工資和福利的問題，江曉原認為(wei) ，不能簡單地將其視為(wei) “霸王條款”或“不公平條約”，而要看具體(ti) 情況。

“假定博士後已發表所規定的文章，就不應該向其追索相關(guan) 退款；假定一篇文章沒有發，什麽(me) 都沒做，卻享受了一年待遇，當然要追回。另一種方式是不追回你的錢，但要把論文發夠了才能出站。”江曉原說。

“任何一個(ge) 工作崗位的雇傭(yong) ，其實都是一種交易。如果一方完不成交易事項，就會(hui) 發生各種各樣的爭(zheng) 執。”江曉原說，“用人單位設立博士後站，都不是在搞‘學術慈善’。你拿著比講師還高的工資，玩上兩(liang) 年就出站了，這合理嗎？”

“如果你幹不完活、發不了論文，就不能指責雇傭(yong) 你的人。”他補充說。

“發表文章對個(ge) 人找工作肯定是有利的，即使不在這個(ge) 學校留下來，優(you) 秀的博士後也可以在競爭(zheng) 中脫穎而出。”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劉永謀也表示。不過，他同時認為(wei) ，短期的高強度競爭(zheng) 往往很難出大成果，也會(hui) 導致急功近利、快發多發，乃至注水論文，一些情況下甚至會(hui) 催生一些論文買(mai) 賣。比如，最近網曝的北大已出站博士後付某涉嫌買(mai) 賣論文的行為(wei) 。這是博士後評價(jia) 需要注意的一點。

進站“三思而行”

當前博士後擴招導致其晉升通道進一步收窄，可供高層次人才爭(zheng) 奪的職位越來越少。很多博士後不得不放棄最初的高校終身教職目標，下沉到中學甚至是小學當老師。

博士後的成本收益比日益“縮水”，還要不要做博士後？采訪中，作為(wei) “過來人”的幾位學者均表示，在博士後進站之前要仔細考慮是否適合做科研，是否走上這個(ge) 競爭(zheng) 異常激烈且並不穩定的崗位。

“如果你有這方麵的強烈願望和才能，就朝這條路走；否則，這將是非常艱苦的一條路。”劉永謀分享自己的切身感受時說，獲得哲學博士學位後，他希望擴展研究領域，便做了一站在職管理科學工程領域的博士後，最終實現目標。

他寄語“後來者”，選擇做博士後一定是出於(yu) 對學術的熱愛，同時對這個(ge) 階段的考驗要有心理準備，努力證明自己的科研能力，拓展學術成果與(yu) 影響，融入學術共同體(ti) ，最終獲得永久職位。此外，還要意識到博士後道路不見得百分之百會(hui) 成功，不盲目地被未來的預期和願景所誤導，防止出現不必要的問題和衝(chong) 突。

“如果沒有這樣的打算，可以早一點進入社會(hui) 。這樣對他個(ge) 人有利，年紀比較輕，各方麵可塑性更強。”劉永謀說。

“回顧曆史，老一輩科學家當年也是經曆了殘酷競爭(zheng) 才走到今天的，如1977年恢複高考後的首屆大學生經曆的挑戰不比今天少。如果確定要走科研路，調整好心態、加倍努力才是正道。”江曉原說。

（應受訪者要求，部分采訪對象為(wei) 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