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升華

當地時間6月8日，美國國會(hui) 參議院以68票讚成、32票反對的結果投票通過《美國創新與(yu) 競爭(zheng) 法案》。該法案的前身之一《無盡前沿法案》，此前因致力於(yu) 擴大高科技領域的研發投入、保持對中國的科技競爭(zheng) 優(you) 勢而備受矚目。

21世紀以來，科學技術成為(wei) 國際競爭(zheng) 的關(guan) 鍵要素，科學研究與(yu) 國家利益緊密結合已經成為(wei) 各國科技發展戰略的重要基礎，“國家科學”形態基本成型。麵對“國家科學”時代的來臨(lin) 與(yu) 日趨激烈的國際競爭(zheng) ，我國如何應對？

“國家科學”時代的形成

什麽(me) 是“國家科學”？首先，國家作為(wei) 戰略科技力量的需求方，順理成章地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成為(wei) 戰略高科技的主要投資人。

其次，“國家科學”不以解決(jue) 單項任務、取得局部進展為(wei) 目標，而是追求事關(guan) 國計民生和國家安全需要的戰略高科技的整體(ti) 突破，重視科技轉化的路徑和效率，重視可持續發展的基礎和環境建構。

其三，在當前“國家科學”戰略目標之下的前沿高科技領域，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之間經常難以劃出一條明確的界限，並且“基礎”與(yu) “應用”時常互為(wei) 對方之母，量子科技、人工智能、核能等領域都是如此。因此，從(cong) 邏輯上說，“國家科學”會(hui) 淡化戰略高科技領域的基礎研究與(yu) 應用研究之分，僅(jin) 以戰略目標的實現為(wei) 導向。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說，“國家科學”並不必然地與(yu) “自由研究”產(chan) 生衝(chong) 突。

1990年代，美國政府先後發布了《科學與(yu) 國家利益》《技術與(yu) 國家利益》兩(liang) 份政策報告，確定了美國科技政策的國家利益導向。根據這種政策導向，美國國會(hui) 要求國家科學基金會(hui) 審查項目時必須考慮項目與(yu) 國家利益的關(guan) 係，拉開了“國家科學”的序幕。

2020年5月，美國參議院多數黨(dang) 領袖舒默向國會(hui) 提交了《無盡前沿法案》，提請國會(hui) 通過法案，大幅增加國家對人工智能、量子計算、先進通信和製造等關(guan) 鍵技術的研發資助（5年撥款1000億(yi) 美元）。

《無盡前沿法案》在美國參議院經過1年多的辯論、近20次的修訂補充、綜合各方利益後，形成了指向性更明確、範圍更廣的《美國創新與(yu) 競爭(zheng) 法案》。其中包括6個(ge) 部分：芯片和5G通信緊急撥款法案、無盡前沿法案、戰略競爭(zheng) 法案、國土安全和政府事務委員會(hui) 規定、應對中國挑戰法案，以及其他事務（包括教育和醫學研究的競爭(zheng) 力和安全性）。法案提議的撥款金額也從(cong) 最初的1000億(yi) 美元增加到2500億(yi) 美元。

《美國創新與(yu) 競爭(zheng) 法案》全文1445頁。該法案的提出、陳述、辯論、補充及最後定稿實施，或將成為(wei) “國家科學”時代到來的一個(ge) 重要標誌。

應對之策

為(wei) 了應對國際科技創新戰略博弈和爭(zheng) 奪科技製高點，我國科技發展也朝著 “國家科學”的方向調整，已有以下表現形式和特征：

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wei) 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強化國家戰略對科技與(yu) 社會(hui) 發展的主導作用。“創新驅動發展戰略”“2021—2035年國家中長期科技發展規劃”以及“基礎研究十年行動方案”等的製定和實施是幾個(ge) 具體(ti) 實例。

強化科研選題的國家戰略需求導向，著力解決(jue) 製約國家發展全局和長遠利益的重大科技問題，要求基礎研究應用牽引、突破瓶頸，從(cong) 經濟社會(hui) 發展和國家安全麵臨(lin) 的實際問題中凝練科學問題，弄通“卡脖子”技術的基礎理論和技術原理。

資源配置越來越傾(qing) 向於(yu) 戰略性、前瞻性、關(guan) 鍵性領域，如國家科技重大專(zhuan) 項、國家重點研發計劃、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點項目的設置等。

科學活動的組織方式越來越體(ti) 現國家力量的介入，如布局國家創新體(ti) 係建設、國家技術創新中心、國家重點實驗室、中國科學院“率先行動”計劃、高校“雙一流”學科建設等。

科技獎勵和激勵機製越來越體(ti) 現服務國家發展、圍繞國家戰略全局的基本原則，如《關(guan) 於(yu) 深化科技獎勵製度改革的方案》（2017）的製定，以及科研評價(jia) 體(ti) 係改革的高調布局等。

亟待解決(jue) 的問題

毋庸諱言，我國科技發展中還存在著一些與(yu) “國家科學”時代不適應、亟待解決(jue) 的幾個(ge) 問題。

首先是科技評價(jia) 問題。

最近30多年來，SCI論文數量在職稱、學位、評獎、基金項目申請、課題成果鑒定等方麵被賦予了突出權重。我國80%以上的優(you) 秀科研論文發表在國外期刊上，在各種需要評判學術水平的場合，不得不“客觀地”考查英文期刊和英文文章，主要依從(cong) 國外的評價(jia) 體(ti) 係。假手他人的結果是加重優(you) 秀論文外流，加重科研價(jia) 值觀的偏差，也是學風問題層出不窮的一個(ge) 根本原因。

科技評價(jia) 假手他人、以文獻計量代替整個(ge) 科研評價(jia) 的狀態應該迅速糾正。與(yu) “國家科學”時代戰略要求相符的綜合學術評價(jia) 體(ti) 係至少應該包括3個(ge) 維度的評價(jia) 指標：學術貢獻指標、專(zhuan) 業(ye) 能力指標和社會(hui) 影響指標。

其次是科技數據話語權問題。

優(you) 秀學術論文的外流以及數字出版平台的羸弱，不僅(jin) 使我們(men) 難以掌握學術評價(jia) 話語權，也讓我們(men) 損失了大量優(you) 質數字資源，從(cong) 而喪(sang) 失了科技數據話語權，使科技創新的基礎條件受到嚴(yan) 重威脅。

建議從(cong) 科研論文著手，與(yu) 科技評價(jia) 體(ti) 係建設配套進行有國際競爭(zheng) 力的期刊數字出版平台建設。

再次是戰略協同性問題。

戰略協同性在科技攻關(guan) 、區域協調發展、全球技術標準話語權爭(zheng) 奪等方麵起著舉(ju) 足輕重的作用，是國家創新戰略實施的重要基礎，也是“國家科學”軟實力的重要體(ti) 現。在“國家科學”時代，提高戰略協同性是一個(ge) 迫切需要解決(jue) 的問題，而且，這應該成為(wei) 我們(men) 製度優(you) 勢發揮關(guan) 鍵作用的地方。

戰略實施甚至比戰略製定更加重要。在具體(ti) 實施方麵，《美國創新與(yu) 競爭(zheng) 法案》確有值得我們(men) 研究和借鑒的地方，它對戰略實施的目標、措施、路徑、責任人都有非常明確細致的規定，這也是它篇幅巨大的原因。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我們(men) 曾有舉(ju) 全國之力在重大科技工程和“卡脖子”項目上取得成功突破的諸多個(ge) 案，如“兩(liang) 彈一星”工程等。在“國家科學”時代，我們(men) 不能心存幻想，指望我們(men) 曾經熟悉的國際科技與(yu) 合作秩序、國際產(chan) 業(ye) 鏈分工協作機製能很快回歸；也不能在我們(men) 市場機製還相對弱小的戰略領域投鼠忌器，錯失舉(ju) 國體(ti) 製發揮作用、改變被動局麵的良機。

（作者係科學出版社原副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