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陳彬

近年來，基礎研究的地位在高校中日益凸顯。然而，相關(guan) 學科的學科屬性，決(jue) 定了它必須耐得住寂寞，甘於(yu) 在一條漫長的道路上孤獨求索。對於(yu) 那些剛剛進入基礎研究領域的年輕科研人員來說，當前的科研環境是否能夠讓他們(men) 靜下心來“坐冷板凳”？初涉其中的他們(men) ，又麵臨(lin) 著怎樣的選擇與(yu) 苦惱？

不久前，國內(nei) 某高校數學係講師李萌在自己的“知乎”主頁收到一條信息，邀請他回答一個(ge) 關(guan) 於(yu) “目前高校做基礎科研的年輕老師過得怎麽(me) 樣”的問題。作為(wei) “知乎”資深用戶，李萌平時答題無數，但對於(yu) 這個(ge) 問題，他思考再三後，還是決(jue) 定拒絕。

“一言難盡。”交談中，李萌向《中國科學報》記者說出了這四個(ge) 字。

此前，一份針對我國高層次人才的科研峰值年齡及影響因素的分析出爐，其中最引人關(guan) 注的一組數字是——我國高層次人才的平均科研峰值年齡約為(wei) 46歲。

將之“細化”到基礎研究領域， 此時，1985年出生的李萌距離自己的“科研巔峰”還有10年，而我國首批“80後”科研人員則已經到了開始要衝(chong) 刺“巔峰”的時候。

近年來，我國對於(yu) 基礎研究，尤其是高校基礎研究工作日益重視。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更是在今年兩(liang) 院院士大會(hui) 和中國科協全國代表大會(hui) 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高水平研究型大學要發揮基礎研究深厚、學科交叉融合的優(you) 勢，成為(wei) 基礎研究的主力軍(jun) 和重大科技突破的生力軍(jun) 。對於(yu) 李萌等在高校從(cong) 事基礎研究的年輕人來說，顯然責任更加重大。

然而，一邊是初涉科研時的“一言難盡”，另一邊則是“巔峰期”轉瞬而來的時不我待。從(cong) 事基礎研究的他們(men) ，正在麵對“平台還是生活”“科研還是教學”“融合還是‘單飛”’等諸多選擇和苦惱。

生存：要平台還是要生活

2019年，徐渭博士畢業(ye) ，來到南方某地質類院校任職講師。多年前，當他還是一名博士生時，就曾和《中國科學報》記者聊起過自己的生活。那時因為(wei) 擔心畢業(ye) 、論文等問題，徐渭晚上時常睡不著覺。再次見麵，當問及現在是不是睡得好點了，他笑著點了點頭。

“現在肯定好多了，至少沒有臨(lin) 近畢業(ye) 時那麽(me) 大的壓力了。”然而話鋒一轉，徐渭又說，“那時的壓力雖然大，但相對比較單純，現在雖然沒有畢業(ye) 壓力了，但生活方麵的壓力卻變得更大了……”

就在徐渭成為(wei) 高校教師的同一年，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谘詢研究院研究員周建中發表了一篇關(guan) 於(yu) 我國基礎研究領域科研人員職業(ye) 發展狀況的論文。研究中，周建中針對博士畢業(ye) 7年以內(nei) 及7年以上的基礎研究領域科研人員進行了交叉分析。結果表明，在課題申請方麵，博士畢業(ye) 7年以內(nei) 科研人員選擇壓力大的比例達76.6%，認為(wei) 壓力比較小的比例僅(jin) 為(wei) 4.1%；在住房方麵，有50.6%的博士畢業(ye) 7年以內(nei) 科研人員認為(wei) 壓力大，這一比例在博士畢業(ye) 7年以上的科研人員群體(ti) 中為(wei) 26.7%；在照顧孩子方麵，博士畢業(ye) 7年以內(nei) 的壓力大的比例為(wei) 62.6%，認為(wei) 壓力比較小的隻有12.9%。

交談中，徐渭說對自己目前的生活狀態還算知足——單身一人，住在學校分配的宿舍，身處的城市經濟發展水平並不高，生活成本相應較低……

“這其實是一道擺在所有年輕科研人員麵前的選擇題——你究竟是要平台還是要生活？”徐渭畢業(ye) 於(yu) 北京某知名高校，師從(cong) 業(ye) 內(nei) 名師。他很能體(ti) 會(hui) 到科研平台的優(you) 勢，而自己在如今的城市和學校，雖然生活壓力比北京這樣的大城市小得多，但科研環境卻是天差地別。

“在地方高校，想拿科研項目是很難的。所以，生活壓力小伴隨著科研平台低，反之亦然，看你如何選擇。”徐渭說。

盡管如此，如果將來涉及到買(mai) 房的問題，徐渭說自己目前的工資可能絕大部分還是要交給銀行。

不同於(yu) 徐渭，在麵對這道題目時，李萌經過幾番思考，最終決(jue) 定還是留在北京，這也導致他直到現在還幾乎是一個(ge) “月光族”。

“如果說這是一道選擇題的話，對於(yu) 基礎研究領域的年輕教師而言，這道題要更加難做一點。”李萌說，原因很簡單——基礎研究往往需要不受外界幹擾地長期進行，沒有那麽(me) 多橫向課題，拿到的當然也就是最簡單、最“幹淨”的那點兒(er) 工資。此時，究竟是為(wei) 了自己的學術生涯而承擔更多的生活壓力，還是為(wei) 了規避壓力而“逃離北上廣”，有時的確很難抉擇。

“科研人員，尤其是基礎研究領域的科研人員，在其職業(ye) 生涯早期，對於(yu) 科研之外的一些因素，如照顧孩子、住房問題等壓力要明顯高於(yu) 職業(ye) 生涯中後期的科研人員。”接受《中國科學報》采訪時，周建中表示，特別是在照顧孩子的壓力方麵，職業(ye) 生涯早期的男性科研人員的壓力比例超過了女性。究其原因，可能與(yu) 我國新一代家庭關(guan) 係中，男性也需要更多地參與(yu) 到照顧孩子的過程當中，而一般其照顧孩子的經驗和能力又相對較差有關(guan) ，這與(yu) 我們(men) 通常的認知不太一樣。

“學術和生活之間的這道選擇題，很多年輕科研人員都會(hui) 遇到，但在不同領域也有著不同特點。這是一個(ge) 老話題，卻並不是我們(men) 可以忽略它的理由。”周建中說。

指標：搞科研還是搞教學

對於(yu) 基礎研究領域的年輕科研人員來說，需要麵對的“選擇題”絕不僅(jin) 僅(jin) 隻有一道。

徐渭入職的高校並不在自己的家鄉(xiang) 。作為(wei) 一個(ge) “外鄉(xiang) 人”，初來乍到的徐渭隻能從(cong) 頭開始申請課題，打開自己的科研局麵。然而在這一過程中，他卻發現很多和自己年齡相仿的高校教師有著不同的選擇。

“很多畢業(ye) 的博士甚至是博士後來到高校後，他們(men) 的心思已經不在科研上了。”徐渭所在的學校針對他的研究領域設置有兩(liang) 個(ge) 機構，一個(ge) 是偏重於(yu) 教學的崗位，另一個(ge) 是偏重於(yu) 科研的崗位。以前，在博士階段已經有了一定科研經曆，但教學經驗幾乎為(wei) 零的年輕老師都願意先從(cong) 事科研工作。然而，近些年這些老師卻紛紛開始到學院上課、帶學生。

徐渭也曾問過一些老教師，這樣的現象從(cong) 什麽(me) 時候開始，得到的答案是2018年前後。是時，我國剛剛提出在科研領域要破“五唯”。

“首先說明，我是堅決(jue) 擁護破‘五唯’的。但問題是當‘五唯’被破後，新的標準是什麽(me) 樣，這點我們(men) 並不知道。”徐渭在和同事聊天時，也曾聽到有人半開玩笑地抱怨：“現在‘五唯’破了，不看項目，不看文章……那看啥？看關(guan) 係嗎？”

在采訪過程中，評價(jia) 標準的缺失成為(wei) 很多基礎研究領域年輕學者麵臨(lin) 的最大困惑，也正因為(wei) 如此，從(cong) 事基礎研究的青年科研人才的積極性受到了影響。

“因為(wei) 相對於(yu) 應用研究，基礎研究的成果產(chan) 出更依賴以論文的形式呈現，換句話說，此前完全以論文判斷科研人員的工作成績固然不對，但當一些高校在破‘五唯’的大背景下走向另一個(ge) 極端——完全不看論文時，從(cong) 事基礎研究的學者的科研價(jia) 值又該如何體(ti) 現？”李萌坦言，自己十分理解那些科研積極性不高的青年科研人員。“項目獎勵被取消了，文章獎勵被取消了，受研究方向局限，我們(men) 也沒有什麽(me) 橫向課題可拿……如果搞科研隻能拿到工資，那還不如去給學生上課呢，至少還能拿一些課時費。”

這一現象在某些重點院校以及行業(ye) 領軍(jun) 院校中表現得或許並不明顯，“畢竟它們(men) 有著很好的科研平台以及濃厚的科研氛圍”。徐渭說，但對於(yu) 那些原本科研平台就比較低、科研能力也相對較弱的地方高校而言，影響是巨大的。“在這種環境下，如果年輕人發論文的這條路再被‘摁死’了，我們(men) 還能做什麽(me) ？”

采訪中有學者表示，這其實也是目前某些地方高校破“五唯”難以落地，在人才評價(jia) 中依然看文章數量、“帽子”等定量化指標的重要原因——既不想被“摁死”，也找不到更好的評價(jia) 標準。

考核：依行政還是依學術

實際上，破“五唯”並不意味著不看論文，而是要更關(guan) 注論文的質量。在這方麵，很多學校也開始了一些探索，但其間依然有些問題尚待破解。

1984年出生的劉健儀(yi) 是西部某行業(ye) 類高校的數學老師。他所在的學校對教師的考核實行的便是代表作製度——每人選出五篇代表作，將其作為(wei) 教師學術成績考核的依據。

對於(yu) 這一製度，劉健儀(yi) 一方麵很讚同，一方麵也有著諸多無奈。

“每個(ge) 老師研究的領域不同，你如何區分這篇文章就比那篇文章質量高？在這個(ge) 問題上，學校管理部門選來選去，最終還是將文章所發期刊的影響因子作為(wei) 考核論文質量的重要依據。”劉健儀(yi) 說，然而這一做法對於(yu) 數學這樣的學科而言是很不公平的。

“簡單舉(ju) 例，生物和數學這兩(liang) 門學科的專(zhuan) 業(ye) 類期刊，前者的影響因子要普遍高於(yu) 後者。”劉健儀(yi) 說，這背後的原因十分簡單——從(cong) 事生物學研究的人要比從(cong) 事數學研究的人多很多，寫(xie) 文章也就相應更多，於(yu) 是期刊的引用率就會(hui) 更高，影響因子當然也就更高。

類似的現象還出現在專(zhuan) 業(ye) 期刊與(yu) 綜合類期刊之間——數學領域內(nei) 的專(zhuan) 業(ye) 期刊由於(yu) 門檻高、受眾(zhong) 麵窄，其影響因子遠沒有那些受眾(zhong) 麵更大的綜合類期刊高。盡管業(ye) 內(nei) 人士都明白，前者的“含金量”要高於(yu) 後者，但這樣的“含金量”並不能在影響因子中體(ti) 現出來。

“我不敢說一定有比現行考核標準更適合的標準，隻是覺得這種考核沒有很好地促進數學學科的良性發展。”劉健儀(yi) 解釋說，因為(wei) 有些人可以鑽空子，比如隻投那些影響因子很高，但並沒有相應水平的綜合類期刊，由此較快速地達到評職稱的條件，而這對於(yu) 那些真正鑽研科研難題，並立誌在頂級期刊發表科研成果的老師來說，顯得並不公平。

受訪時，東(dong) 北大學理學院副院長於(yu) 永亮向《中國科學報》表示，這種現象在他所從(cong) 事的化學領域也同樣存在。

“引用率高的雜誌或文章不見得其本身就更加優(you) 秀，因為(wei) 決(jue) 定一篇文章引用率的因素有很多，比如學科領域、熱點事件等等。”於(yu) 永亮說，這是一個(ge) 大家都明白的道理，但現在的問題是，鑒於(yu) 成本考慮，我們(men) 不可能要求一個(ge) 學校的管理部門針對每個(ge) 具體(ti) 學科細分領域，都製定一套相對應的考核評價(jia) 辦法。“目前，也隻有少數機構在評判相關(guan) 人才時，會(hui) 采用專(zhuan) 業(ye) 的小同行的形式。”

也就是說，當高校的科研考核與(yu) 評價(jia) 還是由管理部門負責時，這便是一個(ge) 很難解決(jue) 的問題。

對此，周建中也表示，當前國家層麵相對“大一統”的政策措施與(yu) 高校中千差萬(wan) 別的學科門類之間的反差，給管理部門帶來很大壓力。“統一的管理模式自然有其問題，但如果要求這些部門分門別類地製定不同政策，又不太現實。在這方麵，我們(men) 還缺乏一個(ge) 十分合適的解決(jue) 方案。”

學科：要融合還是要“單飛”

劉健儀(yi) 所在的高校在學科上以應用型學科為(wei) 主，數學學科相對弱勢。為(wei) 了發展數學學科，校方也想了不少辦法，其中之一便是倡導數學學科與(yu) 其他學科融合發展。

然而，每當聽到有人在各種場合倡導數學學科的老師要與(yu) 其他學科結合時，劉健儀(yi) 心中總會(hui) 產(chan) 生一種不快：“我為(wei) 什麽(me) 要和你們(men) 結合？”

作為(wei) 年輕老師，劉健儀(yi) 當然不會(hui) 不明白融合發展、交叉學科這類的“大道理”，然而具體(ti) 到自身的處境，他並不覺得自己現在有“資格”去和別的學科談融合。

“數學學科與(yu) 其他學科融合成功的案例當然有很多，但那些老師幾乎都在本領域內(nei) 已經有一定的成果和建樹，此時再根據自身興(xing) 趣與(yu) 其他學科進行合作，進而發展出新成果乃至新的學科分支。”然而，在劉健儀(yi) 看來，目前學校似乎並沒有考慮到數學學科自身的特點，導致他們(men) 在與(yu) 其他學科結合的過程中，更多的是充當一個(ge) “工具提供者”的角色。

“說得再直白一些，就是其他學科進行科研的過程中，感覺缺乏某種數學或計算工具，於(yu) 是和數學專(zhuan) 業(ye) 的老師進行一次‘結合’。在這個(ge) 過程中，數學並沒有任何的自主性，隻是被動地提供一些工具性和理論性支持，甚至還會(hui) 反過來破壞數學學科本身的自主發展。”劉健儀(yi) 說，這幾乎可以算是自己目前在研究領域麵臨(lin) 的一個(ge) 最大的苦惱。

同為(wei) 數學老師，李萌也曾聽說他周圍發生過類似事件——有老師滿心歡喜地與(yu) 其他學科尋求“融合”，最終卻發現自己隻能完全適應其他學科的發展要求。他坦言，這種事情最容易發生在基礎研究領域的青年教師身上——基礎研究本身目的性沒有應用學科那樣強，年輕老師更是在相關(guan) 研究領域缺乏足夠的科研資本，更容易被當作“工具人”。

“這一現象的本質其實就是一個(ge) 主導性的問題，而在幾乎所有的基礎研究中，這種現象都是存在的。”於(yu) 永亮將這種學科融合模式稱為(wei) “低水平融合”。在這種模式下，基礎研究往往在為(wei) 應用研究提供某個(ge) 基礎理論後，便被束之高閣了。“正因為(wei) 如此，基礎學科在與(yu) 其他學科謀求合作之前，一定要想清楚你到底要發展什麽(me) 、到底要在什麽(me) 方向上取得突破，這是非常重要的。” 於(yu) 永亮說。

然而，在當前學科融合已成大勢的當下，那些從(cong) 事基礎研究的年輕科研人員又能在多大程度上保持這份冷靜呢？

團隊：想溝通還是想獨立

雖然所處高校和學科均不相同，但李萌和徐渭還是有一個(ge) 共同點——他們(men) 都是在2018年前後進入高校的。那段時間正是國內(nei) 高校“雙一流”建設如火如荼之時，很多高校為(wei) 此引進了大量青年教師和科研人員。也正是伴隨著青年人的大量進入，年輕人與(yu) “老教師”之間的觀念差異也變得越加明顯。

交談中，徐渭坦言自己和周圍的年輕同事在很多觀念上與(yu) 老一代教師有著很大的差別。“舉(ju) 個(ge) 例子，老教師在科研上的理念是要多拿項目，在他們(men) 的眼中，似乎給學校或學院拿下多少錢的項目是最重要的；而站在年輕人的角度，我們(men) 卻覺得科研應該更多地出原創性成果，這就是兩(liang) 代人之間的差異。”

采訪中記者發現，年輕科研人員與(yu) 年長科研人員之間觀念存在差異是目前高校的一個(ge) 普遍現象，在個(ge) 別學校，這種代際差異甚至已經轉變為(wei) 代際隔閡。事實上，李萌便直言自己很難和一些老教師溝通，甚至有時會(hui) 刻意和他們(men) 保持一定距離。

然而，這樣的“獨立”顯然既不利於(yu) 學科整體(ti) 發展，也並不現實。畢竟學院和科研團隊的帶頭人幾乎都是“老教師”，在當前垂直化的管理體(ti) 係下，年輕科研人員的科研行為(wei) 在很大程度上會(hui) 受到前者的管理和製約，也正因如此，這樣的矛盾變得更加突出。

根據李萌的觀察，周圍新入職的青年科研人員中，很多人還是靠與(yu) 自己的博士生導師交流，以及此前博士生階段積累的科研素材和科研想法開展工作。在他看來，這與(yu) 一個(ge) 科研機構中，不同年齡層教師之間缺少溝通是有很大關(guan) 係的。

對此，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高等教育研究者對《中國科學報》直言，科研團隊中的代際差異問題早已存在，這一問題看似不起眼，其實需要我們(men) 認真對待。

“在目前國內(nei) 高校，很多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出生的科研人員，其科研理念已經跟不上時代，這聽起來很殘酷，卻是一個(ge) 必須正視的現象。而‘70後’和‘80後’科研人員的受教育期是在改革開放後，他們(men) 所受到的教育要相對完整和國際化，這使得其科研理念更加現代化，同時也具有更加明顯的國際化傾(qing) 向。”然而在另一方麵，該學者表示，受“學而優(you) 則仕”的傳(chuan) 統觀念影響，目前高校行政機構的領導和帶頭人又大多是“功成名就”的年長一輩，他們(men) 的理念與(yu) 年輕學者的理念是有著激烈衝(chong) 突的。

至於(yu) 解決(jue) 之道，該學者表示，高校應有意識地強化青年科研人員的獨立性，使他們(men) 能夠相對獨立地從(cong) 事一些科學研究。“這方麵，國家其實已經在做一些體(ti) 製方麵的改革，比如允許青年科研人員帶學生，組建自己的團隊。”他說，“特別是在一些國內(nei) 頂尖院校，通過一些製度減少青年科研人員受到不必要的幹擾，這是完全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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