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偷家族》是日本導演是枝裕和的作品，獲得了今年的戛納電影節最佳電影——金棕櫚獎。電影講述的是一家人的故事，從(cong) 電影題目上，就知道這家人並不是傳(chuan) 統意義(yi) 上認為(wei) 的“好人”。一家三代五口人，全靠著年邁的奶奶微薄的退休金生活，而當錢不夠，幾個(ge) 人也會(hui) 做些小偷小摸的勾當來“補貼家用”。但就是這個(ge) 手腳不幹淨的家族，卻做出了收養(yang) 孤兒(er) 的純善之舉(ju) ，但也因為(wei) 這個(ge) 行為(wei) 引來更多麻煩。

　　撇開電影本身，無可爭(zheng) 議的事實是，社會(hui) 底層犯罪率遠高於(yu) 社會(hui) 的其他階層。這當然不是說貧窮是元凶，但貧窮的確可能對個(ge) 人、家庭造成一係列影響。個(ge) 人的貧窮可能由於(yu) 自己一係列不好的決(jue) 定所導致，比如違紀、輟學、吸毒、過早發生性行為(wei) 等等。另一方麵，由於(yu) 不良的生長環境、家庭關(guan) 係，使得他們(men) 沒辦法發展出那些能讓自己擺脫貧窮的品質，比如良好的工作紀律、個(ge) 人責任感等等。這次我們(men) 要聊的，就是貧窮對人的心理影響。

　　貧窮與(yu) 大腦發育

　　貧窮的家庭環境不僅(jin) 影響學生的行為(wei) 和學校表現，還會(hui) 增加罹患精神疾病、反社會(hui) 行為(wei) 的可能。貧窮會(hui) 大大降低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hui) ，這種影響不單是教育資源的不平等性，貧窮會(hui) 對認知功能、神經及大腦發育造成負麵影響，尤其是對記憶的影響更大。一項對美國145名6-12歲兒(er) 童進行的跟蹤研究顯示，從(cong) 小生活在貧窮環境中的兒(er) 童，其腦白質和皮層灰質的體(ti) 積都更小，海馬體(ti) 和杏仁核的體(ti) 積也更小。皮層灰質和腦白質與(yu) 大腦中的信號傳(chuan) 遞和加工有關(guan) ，而海馬體(ti) 與(yu) 短期記憶轉化為(wei) 長期記憶有關(guan) ，杏仁核也與(yu) 記憶和情緒有關(guan) ，而這些區域的體(ti) 積減小也意味著認知功能可能有所損傷(shang) 。其他研究也發現，五歲前生活在貧困之中，對於(yu) 兒(er) 童的大腦及神經發育影響更具巨大。

　　在另一項研究中，研究者對美國10個(ge) 地區的、來自不同階層的1099名兒(er) 童和青少年的大腦結構進行了腦影響分析。結果顯示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均與(yu) 兒(er) 童大腦皮層的表麵積相關(guan) 。家庭年收入低於(yu) 2.5萬(wan) 美元的兒(er) 童的大腦皮層表麵積比超過15萬(wan) 美元的兒(er) 童小6%。這種相關(guan) 性廣泛存在於(yu) 大腦的眾(zhong) 多區域，並尤為(wei) 明顯地體(ti) 現在一些負責語言加工、衝(chong) 動抑製及其他自我調節的腦區中，而此前的研究已經反複證實，這些能力受社會(hui) 經濟地位的影響。

　　貧窮還會(hui) 影響大腦皮層的發育速度。在生命早期，神經細胞發育處於(yu) 峰值，每秒鍾有700 - 1000 個(ge) 新 的 神 經 連 接 形 成;在3-6歲的大腦皮層發育關(guan) 鍵期，大腦的重量將達到成人大腦重量的90%。隨著時間推移，變化趨勢逐漸減緩，而當既定的神經回路模式形成之後，要將其改變十分困難。由於(yu) 發育中的大腦可塑性強，其受到正麵和負麵塑造的可能性都很高。然而，實施最佳幹預的窗口期是短暫的。突觸的數量大約在 6 歲時達到峰值，其後十年間不斷減少。研究表明，家庭的經濟地位會(hui) 對這一變化趨勢造成影響。在貧困家庭，兒(er) 童的大腦皮層厚度在早期往往急劇減小，進入青春期後下降趨勢變緩;而在富裕的家庭，一直到青春期後期，皮層厚度隨年齡增長而減小的趨勢都更加平緩。也就是說逆境可以加速腦的成熟，使幼兒(er) 的大腦更快速地成長。窮人家孩子的大腦皮層厚度快速減小，這表明他們(men) 的大腦缺乏“可塑性”，這種能力可以改變大腦結構，可塑性高的大腦更容易適應學習(xi) 工作變化和生活環境。

　　針對貧窮對於(yu) 兒(er) 童大腦及認知發展的影響，聯合國兒(er) 童基金會(hui) 近年提出了“認知資本”的概念。認知資本是指當神經增殖和大腦結構發育處於(yu) 峰值時投資於(yu) 兒(er) 童的新興(xing) 範式和組織框架。正因為(wei) 發育中的大腦具有可塑性，神經連接具有複雜性，在積極刺激作用下，認知資本的經濟回報十分顯著。投資於(yu) 大腦發育將帶來健康、教育、潛能、就業(ye) 和生活質量等方麵的改善。而相反，負麵刺激則會(hui) 導致認知資本貶值、身心健康受損、教育成效降低以及人生機會(hui) 減少。因而對於(yu) 逆境兒(er) 童進行全方麵的早期幹預，能事半功倍地促進兒(er) 童的大腦發展，提高認知能力，進而對社會(hui) 經濟增長產(chan) 生長遠的影響，也就是讓孩子更聰明，經濟更健康。

　　貧窮與(yu) 風險決(jue) 策

　　社會(hui) 新聞裏經常有這樣的例子：、為(wei) 了眼前利益而犧牲了更大的利益，有時候，正是因為(wei) 貧窮導致了鼠目寸光、鋌而走險。風險越大、收益越高，總體(ti) 而言，不回避風險的確能帶來更高的收入和財富。“人窮誌短”也在實驗中得到過驗證。由於(yu) 窮人更需要精打細算，恨不得一分錢掰成兩(liang) 半花，在“省錢”上耗費的認知資源，也會(hui) 影響其他的認知表現。在實驗中，被試者被隨機分到“貧窮”(經費少)和“富裕”(經費多)情境中，在進行完一些買(mai) 東(dong) 西的任務後再完成一些需要意誌力和控製力的認知任務，貧窮組的人在後續任務上的表現明顯更差。由於(yu) 貧窮削弱了意誌，這也妨礙了窮人獲得更大的成功。

　　在風險決(jue) 策中，我們(men) 常會(hui) 麵對這樣的選擇：是現在獲得較低收益、還是未來獲得較高收益。人們(men) 的選擇會(hui) 隨著“未來”的遠近，和收益增加的程度而改變：“未來”越遠，就得有更高的收益。這種隨著時間的變化而對收益的滿意度折損的現象，叫做時間折扣。每個(ge) 人都會(hui) 進行這樣的折扣比較，折扣率也因人而異，這取決(jue) 於(yu) 對於(yu) 未來風險的評估。在心理學中會(hui) 使用未來折扣率來研究冒險精神。對未來充滿不確定、害怕冒險的人，對未來收益的折扣率就大，更加不願意為(wei) 未來投資，在實驗中表現為(wei) 更願意選擇較小但較快獲取的物質獎勵。而願意冒險的人，則更可能受到大收益的誘惑而冒險，未來收益折扣率低，在實驗中表現為(wei) 更願意選擇較大但需要延遲一段時間才能獲得的物質獎勵。窮人，尤其是生活在發展中國家的窮人，更加回避風險、表現出較高的未來折扣率，比方說收入越低的越南人，越願意選擇小而快的收益。更有意思的結果還在於(yu) ，在實驗條件下，控製絕對收入相同，那些曾經經曆了收入突然減少的人，會(hui) 表現出更多的風險回避行為(wei) ，但收入的突然增加並不會(hui) 影響後續的風險行為(wei) 。也就是突然致貧的人，會(hui) 更不願意冒險而失去脫貧機會(hui) ，更難擺脫貧窮。

　　窮人所處的經濟和社會(hui) 環境會(hui) 影響折扣率和冒險行為(wei) 。比方說，在現實中窮人借錢可能因為(wei) 缺少抵押和信用度，而不得不從(cong) 非正式的渠道借債(zhai) ，而這些渠道往往利息更高、風險也更高，能夠借的錢也不會(hui) 很多。因而在實驗中，窮人可能出於(yu) 長期形成的“本能”而選擇當下的收益。實際上，隻要手頭緊張，我們(men) 就會(hui) 不自覺地更看重眼前收益。有研究曾比較了人們(men) 在發薪日前和發薪日後的風險行為(wei) 偏好，結果發現人們(men) 在發薪日前可用現金更少、花錢也更少，在實驗中也表現為(wei) 更高的未來折扣率和風險回避。

　　貧窮與(yu) 幸福感

　　實用主義(yi) 認為(wei) ：一個(ge) 行為(wei) 正確與(yu) 否僅(jin) 僅(jin) 取決(jue) 於(yu) 是否比其他選擇能帶來更大的幸福。沿用實用主義(yi) 的觀點，我們(men) 就可以進一步延伸到這個(ge) 命題：窮人的快樂(le) 與(yu) 富人的快樂(le) 來源是否相同?

　　全球幸福報告(World Happiness Report)定期會(hui) 對超過一百個(ge) 國家的居民和移民進行了調查，從(cong) 2012年起每年發布世界幸福報告。根據報告，各國幸福指數的確跟該國的人均GDP有一定的關(guan) 係——最富裕的國家，比如丹麥、瑞士等國的人民幸福指數更高，而生活在非洲中部這些最為(wei) 貧窮的國家的人，幸福指數則最低。但是並不是所有富裕國家的人民都更加幸福。比如日本在2016年的排名中排在53位，遠差於(yu) 它在經濟發展上的世界地位。

　　全球幸福報告除了讓受訪者對自己的幸福程度進行0-10分的打分，還曾讓受訪者估計其他受訪者中認為(wei) 自己“很幸福”或者“相當”幸福的人，能占多大比例。幾乎所有國家，對周圍“幸福的人”的估計遠低於(yu) 實際情況。對於(yu) 個(ge) 人感知和他人感知的差異，有很多心理學的理論可以解釋，比如自我服務偏向，也就是人們(men) 往往會(hui) 高估自己的實際情況。

　　但即便多數人存在我自服務偏向，也不能解釋國家與(yu) 國家之間的差異。在對周圍人最為(wei) 樂(le) 觀估計的加大拿和挪威，受訪者認為(wei) 除自己以外能感到幸福的人不過60%，但在受訪者之外的統計數據中顯示，這兩(liang) 個(ge) 國家感到自己很幸福的人超過所有受訪者的85%。而在香港、韓國對整體(ti) 人群的估計偏差更為(wei) 離譜：90%左右的受訪者認為(wei) 自己幸福，但隻有25%左右的受訪者認為(wei) 其他受訪者感到幸福。有一種可能是社會(hui) 讚許性導致在更重“麵子”的東(dong) 亞(ya) 國家，受訪者更希望表現出自己好的一麵。但也有學者從(cong) 更為(wei) 宏觀的角度解釋，認為(wei) 自我報告和對估計之間的巨大差異，表現了對個(ge) 人樂(le) 觀、對社會(hui) 悲觀的社會(hui) 態度。

　　錢也並不會(hui) 買(mai) 來快樂(le) 。沒錢的時候，人們(men) 認為(wei) 隻要有了金錢就能讓生活更快樂(le) ，但真的掙到了原來的目標，卻不一定那麽(me) 快樂(le) 。這是因為(wei) 我們(men) 會(hui) 逐漸適應收入的改變：因為(wei) “滿意的生活”的要求會(hui) 隨著環境的變化而改變，我們(men) 也在變化中逐漸適應了現有的生活，而出現了新的目標。由儉(jian) 入奢易、由奢入儉(jian) 難。收入逐漸降低，人們(men) 卻難以適應。社會(hui) 學和經濟學研究並沒有證實財富和金錢之間的線性關(guan) 係，對美國超過5000個(ge) 家庭、18000萬(wan) 人的一項始於(yu) 1968年的研究發現，收入增加會(hui) 減少消極情緒(比如緊張、悲傷(shang) 、絕望等)，換句話說：有錢不會(hui) 讓富人更開心，但是貧窮會(hui) 讓窮人更悲傷(shang) 。但也不是錢越多越好，越有錢的家庭，這種收入帶來的情緒增益越少，“有錢更快樂(le) ”在家庭或個(ge) 人年收入超過一定數量後便消失了(根據兩(liang) 項獨立樣本的美國研究，“臨(lin) 界點”分別發生在家庭年收入20萬(wan) 美元以及個(ge) 人年收入8萬(wan) 美元)。

　　中國古人所說的人生四大喜事“久旱逢甘霖，他鄉(xiang) 遇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看起來是能帶給所有人快樂(le) 的事情，但細細想來又不全是這樣。比如原本特別驕傲自信的人在他鄉(xiang) 落魄潦倒，這時候可能最不想見到熟人(參見“秦瓊賣馬”)，而如果心有所屬卻被迫跟別人結婚，花燭夜可能比刑場還痛苦。同樣的事情帶給人的喜悅程度也會(hui) 有所差異，比如同樣的久旱甘霖，給盼望雨水的農(nong) 民所帶來的喜悅，遠大於(yu) 每天坐辦公室的人。即便是同樣的事情，帶來的喜悅也與(yu) 個(ge) 人所處環境、個(ge) 人情況和需求等等因素所決(jue) 定。人們(men) 可以怨天尤人，但也可以“身處地獄、仰望天堂”。

　　作者：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 王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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