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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雲(yun) 先世避秦時亂(luan) ,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複出焉,遂與(yu) 外人間隔。”
在《桃花源記》中,麵對武陵捕魚人的問詢,桃花源中人說出了避世隱居的原因。
阡陌交通,雞犬相聞,桃花源中一片怡然自樂(le) 。
那麽(me) ,在古代中國,麵對苛捐雜稅、烽燧頻頻,為(wei) 什麽(me) 大多數人不同桃花源中人一樣,尋一處清靜之地生活,莫非是古人後知後覺,沒有發現遷居的好處嗎?
當然不是,從(cong) 古至今,一直都有民眾(zhong) 向地廣人稀區域遷徙的事情發生,隻不過在史書(shu) 中並沒有什麽(me) 知名度,經年累月下來,也就逐漸不為(wei) 人所知了。
“永嘉南渡”
想要了解亂(luan) 世民眾(zhong) 的遷徙邏輯,不得不提到華夏民族的首次大規模遷徙,也就是曆史上著名的“永嘉南渡”。
所謂“永嘉”,正是晉懷帝司馬熾於(yu) 公元307年到公元313年使用的年號。永嘉年之前,由於(yu) 晉武帝司馬炎分藩諸王埋下動亂(luan) 的禍根,晉惠帝司馬衷即位後又孤弱無能,無力節製諸王。由此,西晉爆發了長達十六年的八王之亂(luan) 。
司馬宗王互相殺得人頭滾滾,中原大地連年戰火不熄、生產(chan) 凋敝。因此,方興(xing) 未艾的西晉王朝驟然轉衰,國內(nei) 經濟殘破,社會(hui) 矛盾尖銳。這麽(me) 一來,內(nei) 遷於(yu) 中原的各地少數民族壓製不住了,紛紛起兵反晉,先拔頭籌的便是曾與(yu) 晉武帝司馬炎在洛陽有過一麵之緣的南匈奴貴族劉淵。
晉永興(xing) 元年(304年),劉淵在左國城(今山西離石)起兵,建國號漢,建元永熙,並開始進攻西晉。當青齊之地的起義(yi) 軍(jun) 領袖王彌向北投靠劉淵後,漢趙席卷中原之勢已經不可逆轉。
永嘉三年(309年),漢軍(jun) 兩(liang) 次進攻洛陽,均為(wei) 西晉擊退。永嘉五年(311年),劉淵之子劉聰,會(hui) 同石勒、王彌、劉矅等合擊晉軍(jun) ,石勒一戰於(yu) 寧平城盡殲晉軍(jun) 主力,並殺晉太尉王衍及晉室宗王數十人,隨即漢軍(jun) 一鼓作氣圍攻並攻破洛陽,俘虜晉懷帝,殺王公士民數萬(wan) 人。
不久後的建興(xing) 四年(316年),漢將劉曜攻入長安,晉湣帝司馬鄴投降,最後受辱被殺,西晉滅亡。
西晉政府在北方淪亡,中原士民的大規模南遷也已經拉開帷幕。隻不過,當時建立伊始的東(dong) 晉政府,卻被蜂擁南來的民眾(zhong) 人數驚掉下巴,遷移而來的人口以萬(wan) 計,東(dong) 晉政府甚至不得不設置僑(qiao) 置州郡,根據北來民眾(zhong) 的原戶籍所在地開辟新地,冠以舊名來安置民眾(zhong) 。這種趨勢幾乎貫穿整個(ge) 東(dong) 晉南朝。
“晉永嘉大亂(luan) ,幽、冀、青、並、兗(yan) 州及徐州之淮北流民,相率過淮,亦有過江在晉陵郡界者。晉成帝鹹和四年,司空郗鑒又徙流民之在淮南者於(yu) 晉陵諸縣,其徙過江南及留在江北者,並立僑(qiao) 郡縣以司牧之。徐、兗(yan) 二州或治江北,江北又僑(qiao) 立幽、冀、青、並四州。安帝義(yi) 熙七年,始分淮北為(wei) 北徐,淮南猶為(wei) 徐州。後又以幽、冀合徐,青、並合兗(yan) 。”
——《宋書(shu) ·州郡誌》
中原戰火紛飛,士民紛紛南遷的同時,對具體(ti) 遷入地的選擇上也頗有不同。總體(ti) 來看,永嘉南渡遷徙的對象覆蓋了當時社會(hui) 的各個(ge) 階層。遷徙則表現為(wei) 散居與(yu) 聚居兩(liang) 種形式。一般來講,未有僑(qiao) 州郡縣,則為(wei) 移民散居區,設立僑(qiao) 置州郡縣大都為(wei) 移民聚居區。
移民散居區除了星羅棋布於(yu) 長江流域,也不乏有浮海南渡,“百姓乃從(cong) 海道入廣州”之事,一時之間,中原北來的士民流寓於(yu) 閩、粵地區。
至於(yu) 移民聚居區,據曆史地理學家陳寅恪、譚其驤的考證,永嘉南渡時中原士民的遷居地點主要分為(wei) 三處:
沿漢水一線南下:
陝西、河南一帶的士民溯漢水而下,最終抵達荊襄、長沙一線聚居。荊襄之地,擁萬(wan) 裏長江最險之處荊江,據山水、握強兵,便可以漢水流域縱橫交錯的水網為(wei) 防線,麵對北方政權自守有餘(yu) 。
此外,江漢平原的水土本就宜於(yu) 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早在先秦時期就被楚國開發,天然條件優(you) 渥,因此,移民而來的也多是中等士族階層,經過再次開發,江漢平原亦成為(wei) 江南地區最重要的稻米產(chan) 地,是南朝的補給大後方。
沿邗溝一線南下:
山東(dong) 等地的中下層民眾(zhong) 便是沿這條線南下至淮泗流域。遷徙到此的民眾(zhong) ,大多是與(yu) 世家大族一同南遷,多是逃亡的難民,但因為(wei) 沒有顯赫的家世,東(dong) 晉之初又有流民不得過江的禁令。無可奈何,隻得停駐淮北。
他們(men) 南下之後,朝廷又當了甩手掌櫃,“民無定主”的流民們(men) ,在淮泗一帶或是結寨自保,或是並力固守。由於(yu) 長期居住於(yu) 南北兩(liang) 朝分庭抗禮的前線,這些流民所組成的集團的戰鬥力被激發,往往耐苦耐勞、驍勇善戰,被組織成軍(jun) 隊後,由“流民帥”率領。
聞雞起舞的祖逖,正是彼時的流民帥之一。在流民帥的整合下,流民軍(jun) 在淮北廣開軍(jun) 屯自給,戰力更是不可等閑視之,多年來與(yu) 北朝鑾戰的“北府兵”最早雛形,正是這些流民部隊。
沿淮河一線南下:
從(cong) 淮河一線南下抵達建康的,正是中原的高門貴閥、皇室宗親(qin) 。作為(wei) 僑(qiao) 寄於(yu) 建康的北來士族,他們(men) 積極與(yu) 原本在江東(dong) 的大族們(men) 展開合作,聯手並力在孫吳故土上建立起東(dong) 晉王朝。
北來高門集中遷至建康之鄰的浙北、浙東(dong) 、蘇南等膏腴之地,並結境劃界,招募流民為(wei) 其莊園屯墾,避開了稅賦,瓜分了政府基層的統治能力。正因如此,東(dong) 晉一朝的高門大族始終有著睥睨皇權的底氣。
永嘉以後,以淮河為(wei) 界,長江中下遊的移民帶逐漸形成了聚宗族、原籍貫而居的集群,後來“客家”的產(chan) 生也可能發端於(yu) 此。此種遷徙的形式,無論是對東(dong) 晉南朝的社會(hui) 、政治形態,抑或是長江以南土地的開發,均產(chan) 生了殊為(wei) 深遠的影響。
流入大量人口的長江流域經過永嘉南渡後經年的開發,不再是曾經遊離於(yu) 中原文明外的九州隅角、邊陲之地,昔日人煙稀少的瘴癘之地開始變為(wei) 魚米之鄉(xiang) 。
此後,每每中原戰亂(luan) 疾苦肆虐,選擇向南播遷至長江的民眾(zhong) 絡繹不絕,經濟和文化重心已悄然向東(dong) 南轉移。
遷向何方
除了永嘉南渡的大規模遷徙外,若是為(wei) 了逃避高額賦稅和戰禍,民眾(zhong) 也會(hui) 自發進入隱蔽山澤或徙入草原。這樣的事例,早在秦漢時期就已發生。
秦漢之際的漢匈邊境民眾(zhong) 難以忍受內(nei) 地苛政,北上投靠匈奴,或是在漢匈邊境上屯墾,或是流入各個(ge) 部落,過上了逐水草而居的遊牧生活。漢成帝時期,陳湯擊殺郅支單於(yu) 後,呼韓邪單於(yu) 在上表賀功時,也請求漢朝撤罷邊境的駐軍(jun) 。對此,漢郎中官侯應在論證罷邊十不可時提道:
“往者從(cong) 軍(jun) 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匈奴),從(cong) 其親(qin) 戚。”
當時邊疆軍(jun) 屬良民雖然地位不低,但生活上卻普遍貧困,反而是逃到匈奴那邊親(qin) 戚的生活要好一些。
而對於(yu) 奴隸,侯應說:
“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le) ,無奈候望急何!”
也就是說,奴隸一旦逃到匈奴那兒(er) 便可恢複自由身,這是他們(men) 冒險出奔的一大原因。
作為(wei) 邊地人,侯應熟悉邊疆事務,在《論證罷邊十不可》中,十不可裏有四不可都在強調:一旦放棄戍守,西漢邊地的臣民會(hui) 鋌而走險逃到匈奴那邊,可見當時在漢匈邊地的逃亡情況有多麽(me) 嚴(yan) 重。
這樣的事,在曆代封建王朝並不鮮見,秦漢之後同樣屢屢發生:
王莽執政時是百姓遷入山區的高峰時期,因新莽政府推行“為(wei) 民整頓財政”政策,國內(nei) 實施高壓統治,將各類經營權收歸國有,使得“民搖手觸禁,不得耕桑,繇役煩劇,而枯、旱、蝗蟲相因。”
因而,當 “農(nong) 商失業(ye) ,食貨俱廢”以後,“富者不得自保,貧者無以自存”,民眾(zhong) 們(men) 紛紛“起為(wei) 盜賊,依阻山澤”,官吏也沒法拿他們(men) 怎麽(me) 樣,經年累月之後,“青、徐、荊楚之地往往萬(wan) 數(隱入山林)”,規模空前龐大。
三國時期,孫吳治下同樣無法免俗,在長江以南、今各省交界處的山區,生活著被統稱為(wei) “山越”、過群體(ti) 生活的部族。據曆史學家唐長孺考證,東(dong) 漢末年以來,有很多為(wei) 逃避賦稅勞役的人選擇匿居深山,與(yu) 原本山中居民混居,朝廷也不加分別,對這些居住於(yu) 山區的人統稱為(wei) “山越”。
山越分布圖。圖源/網絡
《三國誌·吳書(shu) ·諸葛恪傳(chuan) 》中對居住於(yu) 丹楊(今安徽宣城市)一帶的山越人有這樣的記錄:
“丹楊地勢險阻,與(yu) 吳郡、會(hui) 稽、新都、鄱陽四郡鄰接,周旋數千裏,山穀萬(wan) 重,其幽邃民人,未嚐入城邑,對長吏,皆仗兵野逸,白首於(yu) 林莽。逋亡宿惡,鹹共逃竄。山出銅鐵,自鑄甲兵。俗好武習(xi) 戰,高尚氣力……自前世以來,不能羈也。”
一直到三國時代,如何管製山民已經成了困擾當時政府機構、官員的難題。
民眾(zhong) 遁入偏僻地區這類事件並沒有隨著曆史的前進而消失,反而形成一種慣例。五代時期,浙江淳安縣東(dong) 北的一處山地因其地勢險要、易守難攻,戰亂(luan) 時民眾(zhong) 就遷移到此,取保護一地安寧之意,命名為(wei) “保安”;元末井陘縣北的一處山地,也因地勢“高峻崎嶇,險不可攀”,百姓都避亂(luan) 於(yu) 此;明代,當明軍(jun) 戰略收縮至長城防線,放棄河套、土默川等地後,同樣出現了大批民眾(zhong) 向北遷移投靠蒙古的情況……
明萬(wan) 曆、天啟年間,曆任北京工部屯田司員外郎、廣西按察使、廣西右布政使、深諳民事的謝肇淛談及民眾(zhong) 向荒僻地區避居時,在筆記《五雜俎》裏做出了總結:
“臨(lin) 邊幸民,往往逃入虜地,蓋其飲食語言既已相通,而中國賦役之繁,文罔之密,不及虜中簡便也。虜法雖有君臣上下,然勞逸起居,甘苦與(yu) 共,每遇徙落移帳,則胡王與(yu) 其妻妾子女,皆親(qin) 力作,故其人亦自合心勇往,敢死不顧,幹戈之暇,任其逐水草畜牧自便耳,真有上古結繩之意。一入中國,裏胥執策而侵漁之矣。王荊公所謂‘漢恩自淺胡自深’者,此類是也。”
雖然物質生產(chan) 上不如中原富足,但對於(yu) 貧困地區的民眾(zhong) 來說,前往荒僻地區生活,能得到更為(wei) 平等的關(guan) 係和更寬鬆的環境,還能避免官吏的盤剝。這麽(me) 看來,荒涼的草原、山區對農(nong) 業(ye) 文明產(chan) 生反向吸引力,也就不足為(wei) 奇了。
王朝的意誌
上文提到的多是民眾(zhong) 自發向較為(wei) 落後地區遷移。曆史上同樣也存在朝廷主導的向荒僻地區遷徙民眾(zhong) 的情況。曆代王朝中,朝廷主導移民成效最好的是明初的洪武永樂(le) 大移民。
明初地圖。圖源/譚其驤《中國曆史地圖集》
明朝初建以後,從(cong) 元朝接手的是多年戰亂(luan) 留下的一片荒涼。明太祖朱元璋開始組織起全國範圍內(nei) 的大規模移民。移民浪潮中,受到特別“關(guan) 照”的要數昔日的遼陽行省和雲(yun) 南行省。
洪武四年(1371年),明軍(jun) 跨海攻遼,自旅順登陸,一路長驅進入遼陽、沈陽,全取遼東(dong) 。不久,明軍(jun) 擊敗盤踞於(yu) 金山的北元名將納哈出,東(dong) 北宣告平定。但此時的東(dong) 北地區,經過早年紅巾軍(jun) 的掃蕩,又逢後來北元軍(jun) 閥相互攻打,人口異常稀少,偌大的遼陽行省軍(jun) 民不過數十萬(wan) 。
麵對遼東(dong) 的赤地千裏,明廷又要兼顧對北元的防守,隻能從(cong) 江淮、山東(dong) 、河南大規模實施軍(jun) 事武裝移民,並撤銷遼陽行省建製,設立遼東(dong) 都司,下轄製衛所,以軍(jun) 事機構兼管民事。
當時,東(dong) 北地區各個(ge) 衛所裏的軍(jun) 士及其家屬,成為(wei) 明初東(dong) 北地區人口的主要來源。而除了武裝移民,當時移民民眾(zhong) 的選擇並不單一,明政府還積極招徠周邊少數民族進入東(dong) 北地區生活,將其納入明朝統治。
明廷為(wei) 遷移進來的少數民族提供基本的生活物資和生產(chan) 資料,並對原先授予的衛所官爵允準世襲。由此,大批女真、蒙古部落酋長被吸引南下,攜部眾(zhong) 定居遼東(dong) 。多方努力下,飽經戰亂(luan) 的遼東(dong) 逐漸恢複昔日的生氣。
在雲(yun) 南,明朝同樣采取了軍(jun) 事移民手段。洪武十四年 (1382年),明將傅友德、藍玉、沐英等率軍(jun) 平定雲(yun) 南後,朱元璋給傅友德下了一道詔令,指導傅友德處理雲(yun) 南事務:
“雲(yun) 南既定,留江西、浙江、湖廣、河南 、四川都司兵守之,控製要害。”
之後,朱元璋又任命沐英鎮守雲(yun) 南,設置衛所把控雲(yun) 南的各個(ge) 交通要衝(chong) 。這些南征軍(jun) 人作為(wei) 鎮守雲(yun) 南的軍(jun) 士留了下來,成為(wei) 明朝在雲(yun) 南屯衛製度建立的一分子,逐漸由軍(jun) 戶轉變成民戶,世代定居,最終成為(wei) 雲(yun) 南居民。
黔寧王沐英畫像。圖源/網絡
無論遼東(dong) 還是雲(yun) 南,軍(jun) 事屯墾因移民得以順利推行,中央與(yu) 邊地的聯係空前加強,地處邊陲的羈縻之地被納入中央統治,從(cong) 此北定南安。
當王朝的意誌指向了荒蕪的邊陲,作為(wei) 軍(jun) 戶的民眾(zhong) 便開始向偏僻之地遷徙,參與(yu) 當地的屯墾建設。這既是國家統治的需要,也是遷徙民眾(zhong) 安身立命的根本。
千載足跡
古人的遷徙,有的迫於(yu) 時局紛亂(luan) 、躲避災禍,有的源於(yu) 隨軍(jun) 遠行、屯墾邊疆。在漫長的曆史長河中,是他們(men) 見證了華夏文明逐漸走出地理格局的桎梏,從(cong) 平原走向山林、走向草原、走向朔漠、走向雪山。
曆經千年的滄桑變遷,烽燧消盡之後,華夏文明從(cong) 黃河發端,以先人篳路藍縷遷徙探索的足跡為(wei) 紐帶,連接五湖四海為(wei) 一體(ti) ,記載著過去,也展望著將來。
參考資料:
樊良樹:《永嘉南渡後江南農(nong) 業(ye) 開發概論》,呂梁教育學報,2015年9月;
唐長孺:《孫吳建國及漢末江南的宗部與(yu) 山越》,《魏晉南北朝史論叢(cong) 》,中華書(shu) 局;
陳壽:《三國誌》,中華書(shu) 局;
曾桐強:《明代雲(yun) 南漢族移民來源地研究》,昭通學院學報,2016年6月。
END
作者丨湘橋蓬蒿人
編輯 | 詹茜卉
校對 | 李棟、古月
排版 | 於(yu) 嘉夫
*本文係“國家人文曆史”獨家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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