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長製”是江河屬地管理的製度設置，由地方各級黨(dang) 政負責人擔任河長，以其職權跨越了專(zhuan) 業(ye) 管理的局限，將涉及多方利益的江河納入一體(ti) 化、法治化管理中。追根溯源河長製可謂源遠流長、枝繁葉茂。其源可以上溯至黃河堤防始建的春秋戰國時期，其分派則有堰長、溝長、渠長、鬥門長、河堤使之設，涵蓋江河防汛防洪，以及運河、灌溉、城邑等水利工程管理。河長製在古代水利工程管理中，對保障江河安瀾、水資源管理、水權維護等諸多方麵發揮著重要作用。

河長製有鮮明的水文明烙印，通過挖掘唐代、北宋、金代“河長製”的製度設計、管理規定及價(jia) 值取向，可以闡釋製度的內(nei) 在連續性，反映水文明的綿厚底色。

唐代水利發展達到空前的高度，其水利法規的架構與(yu) 實施，支撐農(nong) 田水利工程、大運河的營運，並為(wei) 其後各朝代所繼承。

唐代都長安，對其政治、經濟影響最大的是引涇、引渭的灌溉工程，以及關(guan) 中漕渠、汴河、淮揚運河等。唐代“渠鬥長製”見於(yu) 《水部式》。《水部式》是由中央政府頒布的第一部國家水利法規，是水利工程管理製度的重要創舉(ju) 。《水部式》記載渠鬥長的職責：“合璧宮舊渠，深處量置鬥門節水，使得平滿，聽百姓以次取用。仍量置渠長、鬥門長檢校。若溉灌周遍，令依舊流，不得因茲(zi) 棄水。”規定灌溉工程的“渠長”“鬥門長”負責工程運行管理，確保灌溉秩序和水量公平分配。《水部式》還將灌區管理好壞作為(wei) 官吏考核晉升的依據。唐代將《水部式》的“渠鬥長製”納入國家法典。《唐六典》卷二十三中記載：“凡京畿之內(nei) ，渠堰陂池之壞決(jue) ，則下於(yu) 所由而後修之。每渠及鬥門置長各一人，至溉田時，乃令節其用水之多少，均其溉焉。每歲，府縣差官一人以督察之，歲終錄其功以為(wei) 考課”，更將問責製落實到府、縣的水管理中。通過設置“渠鬥長”，明確渠長、鬥門長的管理職權，對灌區實施水資源的嚴(yan) 格管理，通過有效的分配、節約使用，以滿足大規模農(nong) 業(ye) 灌溉的需要，從(cong) 而壯大唐代的農(nong) 業(ye) 基礎，促進唐代的繁榮強大。

唐代渠長、鬥長製度在後來灌溉工程中普遍設置，並世代傳(chuan) 承。

北宋沿襲了唐代水利製度體(ti) 係，王安石主導的熙寧變法更有《農(nong) 田利害條約》，推動了農(nong) 田水利建設與(yu) 管理。

11世紀以來，黃河進入了大改道的前夜，北宋都汴京（今河南開封），黃河、汴河洪水直接危及都城，所以北宋王朝高度重視對黃河的治理，傾(qing) 注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到治河中。北宋治河的主要任務就是對黃河下遊洪水災害的防禦和抗災，最主要的措施就是築堤、堵口、引河、減河。同時對堤防管理也高度重視，“河堤使製”便應運而生，在國家層麵以防洪為(wei) 主要職責的“河堤使製”在黃河和汴河上建立起來。

據《宋史·河渠書(shu) 》記載：宋太祖趙匡胤乾德五年（公元967年）正月，“帝以河堤屢決(jue) ，分遣使行視，發畿甸丁夫繕治。自是歲以為(wei) 常，皆以正月首事，季春而畢。是月，詔開封大名府、鄆澶滑孟濮齊淄滄棣濱德博懷衛鄭等州長吏，並兼本州河堤使，蓋以謹力役而重水患也”。在黃河屢次決(jue) 口京畿地區頻繁遭遇大水災的形勢下，宋太祖趙匡胤下詔，令沿黃河的開封、大名、鄆、澶、滑、孟等府州長吏兼任本州管轄範圍內(nei) 河、汴的“河堤使”，負責堤防的修守，這是宋代實施“河堤使製”的肇始，為(wei) 北宋以後各朝對黃河堤防的管理、黃河職官製度的設置奠定了基礎。江河河堤使設置和防汛管理製度後來推行到黃河、長江、永定河等河流，以保護都城和重要設施的防洪安全，沿用數千年。

開寶五年（公元972年），趙匡胤還下詔設置專(zhuan) 管河事的官員，“自今開封等十七州府，各置河堤判官一員，以本州通判充；如通判闕員，即以本州判官充”，進一步強化了地方政府官員河、汴修防責任。通判由皇帝直接委派，輔佐州政，可視為(wei) 知州副職，但有直接向皇帝報告的權力，從(cong) 而加強了河防的行政管理。

淳化二年（公元991年）太宗帝趙炅下詔：“長吏以下及巡河主埽使臣，經度行視河堤，勿致壞隳，違者當置於(yu) 法。”規定巡河使臣必須按照要求巡視河工，及時發現問題和興(xing) 工修複，如果河堤有毀壞的情況沒有被發現，當依法處置。巡河製度明確了責任主體(ti) 和懲罰機製。

鹹平三年（公元1000年）真宗帝趙恒詔令：“緣河官吏，雖秩滿，須水落受代。知州、通判兩(liang) 月一巡堤，縣令、佐迭巡堤防，轉運使勿委以他職。”規定沿河的官吏，若任期已滿調任他職，必須要等到水毀工程修複後才能調任。詔令還要求黃河、汴河沿線的知州、通判兩(liang) 月一巡堤，縣令要輔佐知州和通判並輪流進行巡堤，這期間，轉運使不能安排縣令其他工作，並賦予轉運使考察各級官員河工績效、舉(ju) 薦升遷的職責。

北宋的“河堤使製”通過皇帝的詔令發布和實施，具有最高的權威性和製度影響力，不僅(jin) 涵蓋官職設置、責任劃分、任務要求，還明確了離任要求和懲罰機製，契合黃河治理的需要，也對後世江河管理產(chan) 生了深遠的影響。

公元1127年“靖康之變”後，宋室南遷。宋金對峙大體(ti) 以淮河為(wei) 界，金鞏固了北方的統治，黃河流域基本為(wei) 金所管理，金承繼了京畿地區的河工管理。

水行政管理上，金承唐宋製，設都水監總管河防事宜。在黃河的職官設置上，建立巡河官製度，規定在黃河每埽設立散巡河官一員，並設都巡河官六員，分管全河二十五埽。金朝還動用兵役參與(yu) 防汛和河工修守，全河共設埽兵一萬(wan) 二千名。大定二十六年（公元1186年），黃河在衛州決(jue) 堤，金世宗（完顏雍）鑒於(yu) 河患頻繁，已設置的埽兵數不足，遂下詔增設人員，“沿河四府十六州之長貳皆提舉(ju) 河防事，四十四縣之令佐皆管勾河防事”即規定沿黃各府、州、縣的行政官員正副職，要承擔起黃河治理的各項管理責任，明確南京、歸德、河南、河中的四個(ge) 府及所屬的十六州，包括：懷、同、衛、徐、孟、鄭、浚、曹、滑、睢、滕、單、解、開、濟、陝州，十六州所屬四十四個(ge) 縣的縣令也要協助河防。

金章宗泰和二年（公元1202年）頒發《河防令》，規定了中央、州縣的河防職責，如每年汛前戶部、工部、都水監派出河防檢視官、散巡河官、都巡河官沿河巡查河防，考核是年河工歲修情況，並檢查次年春修備料，待秋冬黃河安流後，才能回京還職。《河防令》表明金代“河長製”的設置，具有較強的法規意識，不僅(jin) 強化沿黃各行政區的主要官員對黃河河防事務的管理職責，而且還體(ti) 現了協同治理黃河的特點，無論是從(cong) 中央派下來的官員，還是專(zhuan) 業(ye) 河防機構的散巡河官、都巡河官，加上沿黃各府、州、縣的官員，在各司其職的同時，發揮著決(jue) 策、協調、管理的作用，加強治河的統一管理。

金代的“河長製”從(cong) 製度設計上體(ti) 現了威權黃河防汛、防洪管理的特點，為(wei) 明清時期工部、戶部領禦史銜的外派官巡視河工，與(yu) 聽命皇帝的河道總督專(zhuan) 管這一機製的濫觴。

從(cong) 唐代的“渠鬥長製”，北宋的“河堤使製”，到金代的“河長製”，變化的是曆史的變遷、朝代的更迭，不變的是“河長製”的延續、傳(chuan) 承和積澱，不僅(jin) 僅(jin) 是名稱上的一致，在頂層設計、製度內(nei) 涵、價(jia) 值取向上都呈現出連續性。

頂層設計的連續性。唐代、北宋、金代“河長製”的設計均體(ti) 現了國家意誌，都是在中央政府層麵上通過設立“河長”對河流、灌區、渠道進行管理的製度安排，體(ti) 現出國家對河流、渠道行政管理的加強，唐、金兩(liang) 代還以法律的形式予以明確，更凸顯“河長製”的地位。

製度規定的連續性。北宋、金代的“河長製”在製度內(nei) 涵上也基本一致，在設置專(zhuan) 門的黃河行政管理機構的基礎上，賦予了沿黃河行政區劃的行政長官黃河防汛、黃河治理的責任。宋太祖下令要求沿黃河的17個(ge) 州的知州要兼任本州管轄範圍內(nei) 的黃河“河堤使”，金世宗下詔要求沿黃河的16個(ge) 州的知州以及副職要負責河防之事。在北宋賦予知州職責的基礎上，金代還明確了各州所屬縣的縣令也要輔佐知州進行黃河的治理，形成上下協同、共擔其責的架構。

價(jia) 值取向的連續性。唐代、北宋、金代的“河長製”在責任追究、獎罰措施等方麵有共同的價(jia) 值取向，唐代的“渠鬥長製”規定，每年年終，府和縣會(hui) 派官員對各個(ge) 渠道和閘門的長吏進行督導和考核，考核好的，要“錄其功”；宋太宗時規定，如果“河堤使”和水利官員巡河不認真，黃河出現問題，要“違者當置於(yu) 法”，即要依法懲處；金代《河防令》明確朝廷每年汛前派出河防檢視官員與(yu) 沿黃的州縣“河長”沿河巡查、落實防汛舉(ju) 措、檢查防汛備料，如遇到黃河出險，要一同進行搶險，必須等黃河安瀾後，才能離開返京複命還職。這種獎罰分明的管理機製有力保障了“河長製”的實施，其價(jia) 值取向上的一致性，使得“河長製”更具有曆史的連續性和影響力。

來源：學習(xi) 時報

作者：牛誌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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