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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黃河中遊大拐彎處的山西省臨(lin) 汾市襄汾縣東(dong) 北，沉睡著陶寺古城。

2023年12月和2024年6月，《中國報道》記者兩(liang) 次踏上陶寺遺址。如果不是陸續有人在觀象台複原建築附近拍攝，一眼向田野裏望去，很難想象這裏曾經是一個(ge) 龐大的古國。

確實，中華上下五千年，哪片黃土下沒有曆史？但也正是因為(wei) 曆史久遠，很多曆史的痕跡湮沒在時間長河中了，所以在2300多年前屈原就發出“遂古之初，誰傳(chuan) 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的“天問”。

而陶寺，就是今人尋根中華文明的一個(ge) 重要坐標。2023年12月，“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最新進展成果發布，其中指出，距今5800至3800年前後為(wei) 古國時代，距今3800年進入王朝時代。陶寺遺址距今4300年至3900年，正處在王朝時代的前夕。發掘46年來，陶寺王權禮製及早期國家的基本麵貌已經初現。

△ 6月21日，一處正在發掘的陶寺宮殿區遺址航拍。攝影/滕妍妍

“沒有哪一個(ge) 遺址能像陶寺遺址這樣，全麵擁有文明起源形成的要素和標誌。”作為(wei)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第一至四階段首席專(zhuan) 家，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學部委員、曆史學部主任王巍的這句話被廣泛引用在與(yu) 陶寺有關(guan) 的報道中。

“我們(men) 提出了判斷進入文明社會(hui) 的中國方案，簡單概括就是生產(chan) 發展、人口增加，出現城市；社會(hui) 分工、社會(hui) 分化不斷加劇，出現階級；權力不斷強化，出現王權和國家。在此基礎上，有五大標誌，即都城、宮殿、大墓、禮器禮製和戰爭(zheng) 暴力。這些文明要素，在陶寺中全部都有體(ti) 現。”王巍對《中國報道》記者表示，陶寺文明的宮室製度、禮儀(yi) 製度等都被夏商周三代王朝所繼承、吸收，對後世王朝文明影響深遠。

經天緯地的“最初中國”

“大致在距今4500年左右，最先進的曆史舞台轉移到了晉南。晉南興(xing) 起了陶寺文化，它相當於(yu) 古史上的堯舜時代，亦即先秦史籍中出現的最初的‘中國’，奠定了華夏的根基。”考古學大家蘇秉琦早就意識到陶寺的重要性。

“陶寺邦國的時空政治文明核心基因就是‘經天緯地’。”曾長期擔任陶寺考古隊領隊的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何努告訴《中國報道》記者。

何努解釋，所謂“經天”，其核心內(nei) 涵是政治，即王權壟斷太陽地平曆、圭表測影太陽曆、陰陽合曆來控製年時，陶寺邦國對於(yu) 時間的管理是服務於(yu) 政治的。“華夏文明有一個(ge) 突出特征，就是觀測天象、製定曆法，以敬授民時。陶寺遺址實證了這個(ge) 重要特征。”所謂“緯地”，即陶寺王權運用天文大地測量，建立起了政治地理五方的天下觀，用陰陽八卦八方空間概念，執掌都城功能規劃，建中立極，掌控江山社稷的空間命脈。

這樣的理念闡述相對晦澀，如果具體(ti) 到考古證據上，可能就好理解得多。

在位於(yu) 陶寺中期大城東(dong) 南部的陶寺觀象台遺址，考古工作者和天文學家複原出了觀象台模擬建築。“如果承認觀象台存在的話，就代表著那時候就通過天文指導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顯然是當時的核心先進技術，體(ti) 現的就是對‘天’的探索、追求。”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陶寺考古領隊高江濤對《中國報道》記者表示，陶寺觀象台能夠觀測到20個(ge) 節氣，與(yu) 《尚書(shu) ·堯典》中堯“觀象授時”的記載相符。

△ 陶寺早期王族墓地出土的圭尺和立表，是目前考古發現世界最早的圭表儀(yi) 器實物資料。圖為(wei) 臨(lin) 汾市博物館的圭表出土複原場景。攝影/徐豪

陶寺早期王族墓地出土了一件圭尺和立表，這是目前考古發現世界最早的圭表儀(yi) 器實物資料。何努表示，圭表用來測量太陽的影子，正午時刻太陽照在表上，投下的影子被圭上的刻度標記出長短。夏至日影最短，冬至日影最長。圭表能夠用於(yu) 太陽曆法的製定，還可測量尋找“地中”。陶寺圭尺第十一刻度標長度為(wei) 40厘米，合陶寺1.6尺，這是4000年前晉南地區的“地中”標準刻度，以此測量出的“地中之都、中土之國即是‘中國’”。

“陶寺都城遺址和陶寺文化的邦國社會(hui) 結構，與(yu) ‘地中’概念完美結合，‘最初中國’的概念是在陶寺出現或者形成的。”何努說。

“‘中’這個(ge) 概念是非常重要的。”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學部委員、考古研究所研究員馮(feng) 時告訴《中國報道》記者，“中”在中國古代的政治觀和宗教觀裏就是“天地之中”，上帝、天神住在天的中央，王權獲得“天命”以後，王庭必須建在地的中央，這樣才能構建人王和天帝最直接的聯係。

馮(feng) 時認為(wei) ，綜合考古學、文獻學和天文學上的研究，早至6500年前，“地中”就處在陶寺一帶了，與(yu) 陶寺基本上處於(yu) 同一緯線的濮陽西水坡大墓即是證明，兩(liang) 地夏至日影長度大致相同。而“禹畫九州”之後，天下格局發生了變化。到了夏代中晚期，商先祖上甲微認為(wei) 當年測的地中不是真的地中，重新勘測後，將地中定在了嵩山一帶，所以後來夏代王庭就遷到了二裏頭。

文明轉型進程中的都城

在距今4300年前後，中華各地的文明進程出現轉型，其重要特征是中原崛起。而處於(yu) 中原地域的陶寺，在這一階段太耀眼了。王巍表示，陶寺考古表明，早至距今4300年之前，在晉南地區已經形成了一個(ge) 早於(yu) 夏王朝的政治權力中心，形成了一個(ge) 具有金字塔式社會(hui) 結構、有一定分布範圍、擁有公共權力、工官管理手工業(ye) 、擁有彩繪陶藝術、使用文字的初期文明社會(hui) 。

何努介紹，40多年的考古顯示，陶寺早期遺存距今4300年至4100年，麵積約160萬(wan) 平方米。以13萬(wan) 平方米的“宮城”為(wei) 核心，南側(ce) “下城”為(wei) 下層貴族居住區，宮城兩(liang) 側(ce) 為(wei) 早期普通居民區，宮城以東(dong) 為(wei) “國庫”倉(cang) 儲(chu) 區，倉(cang) 儲(chu) 區東(dong) 南側(ce) 為(wei) 早期王族墓地，宮城外西北近1000米處為(wei) 祭地的“澤中方丘”地壇。陶寺中期遺存距今4100年至4000年，麵積在280萬(wan) 平方米以上。這一時期，宮城和“國庫”倉(cang) 儲(chu) 區繼續使用，“下城”中的下層貴族居住區被廢棄，增建巨大的外郭城，形成了宮城—郭城的雙城格局，中國古代都城雙城製模式由此確立。陶寺晚期遺存距今4000年至3900年，麵積達300萬(wan) 平方米。這一時期，宮殿區廢棄，城牆毀壞，陶寺遺址成為(wei) 一般性的聚落址。

△ 位於(yu) 陶寺闕樓遺址附近的陶寺宮城微縮景觀全景模型。攝影/徐豪

“陶寺280萬(wan) 平方米的巨型城址，是同時期黃河中遊地區規模最大。這個(ge) 時期相當於(yu) 堯舜時期。相當一部分學者，也包括我自己，都認為(wei) 它很可能是堯舜的都城。”王巍告訴《中國報道》記者，陶寺古城是一個(ge) 功能分區齊全的都城級遺址，“陶寺的宮殿形製對後世宮殿的布局影響非常深遠。陶寺1號宮殿基址麵積在6000多平方米，建在超大型的夯土基址上，這種格局到夏商周的宮室，乃至後來一直到明清的皇宮，都有延續。”

“一座都邑城址的規劃布局、理念，在一定程度上能集中體(ti) 現出其社會(hui) 對此前文化的傳(chuan) 承發展。”高江濤表示，陶寺城址的布局明顯經過規劃，城址內(nei) 可以分為(wei) 宮城及宮殿區、倉(cang) 儲(chu) 區、墓地、觀象台祭祀區、手工業(ye) 作坊區、普通居民區等。二裏頭遺址同樣存在核心區與(yu) 普通區域，有宮城宮殿區、祭祀區、墓地、手工業(ye) 作坊區等功能區分。

高江濤認為(wei) ，陶寺與(yu) 二裏頭在布局規劃，甚至功能分區具體(ti) 地點、方位的選擇上，都有相近之處。尤其是宮城作為(wei) 都城布局的核心區，有一個(ge) 發展變化的過程：由雙槐樹、屈家嶺、良渚等遺址中的大型建築或房址集中的“類宮殿區”，至陶寺遺址在“宮殿區”外圍逐漸築起城垣，成為(wei) 真正的“宮城”，進一步傳(chuan) 承到二裏頭的宮城，再至偃師商城的宮城。

2018年，在陶寺遺址宮城的城牆上，考古人員發現了殘存下來的“闕樓”式建築。兩(liang) 處闕樓基礎從(cong) 宮城的南城牆上延伸出去，這種禮儀(yi) 之門模式，和隋唐時期洛陽城應天門闕樓的樣式相像。後來的紫禁城午門，也沿襲著這種4000多年前的闕樓模式。

陶寺人的“精神文明”

禮製是早期國家政治製度組成部分，被稱為(wei) “為(wei) 政之輿，治國之器”。

高江濤介紹，陶寺墓地大、中、小型墓葬呈現“金字塔式”的布局結構，貴賤有別、高下有序的等級製度已經存在。處在金字塔塔尖的大型墓隨葬品豐(feng) 富、精致，墓主應是掌握軍(jun) 權、族權、神權的王者。而占墓葬絕大多數的小型墓，墓室僅(jin) 能容身，死者身無長物，當是彼時的普通百姓。

陶寺王族墓葬中出土了彩陶、漆木器、玉器等不同種類的禮器，以及陶鼓、鼉鼓、石磬等禮樂(le) 器。值得注意的是，在入葬時間相差100多年的陶寺大墓之中，樂(le) 器數量、組合和布設位置都是固定和統一的，說明已經形成固定的規製。同時，遺址和墓地出土的銅鈴、容器口沿、齒輪形器、環、蟾蜍等銅器，構成中國史前時期最豐(feng) 富的紅銅鑄造銅器群，預示著“金石之聲”的到來。

△ 陶寺遺址出土的玉鉞、玉璿璣、玉璧等玉器。攝影/徐豪

陶寺社會(hui) 的中型墓可以分為(wei) 三重葬儀(yi) 空間：棺、棺外、二層台，呈現出不同的功用和儀(yi) 式。其中，棺外明顯呈現的是“飲食”“炊事”“生活陳設”等不同場景，二層台隨葬豬下頜骨，反映了埋葬過程中莊重、嚴(yan) 肅的助葬儀(yi) 式。

“到二裏頭文化時期，禮製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並在更廣的範圍內(nei) 傳(chuan) 播，如玉禮器牙璋竟傳(chuan) 至中國大部分地區。從(cong) 禮器到複雜的禮製，陶寺社會(hui) 將禮樂(le) 製度的接力棒傳(chuan) 遞給二裏頭。”高江濤說。

禮樂(le) 製度直接映射了陶寺人的精神文明。何努表示，陶寺遺址出土了一些樂(le) 器，呈現禮樂(le) 文明的雛形。陶鼓、鼉鼓、石磬形成組合，顯示八音初備。陶鼓、鼉鼓屬於(yu) 八音裏的革，石磬屬八音裏的石，陶塤屬於(yu) 八音之土，銅鈴屬於(yu) 八音之金，木柷屬八音之木。鼉鼓和石磬是同一組樂(le) 器，配組方式為(wei) 鼓二、磬一，並伴有一件土鼓。鼉鼓上口蒙有鱷魚皮，整體(ti) 形製呈圓柱形。鼓腔利用天然樹幹刮去樹皮、掏空內(nei) 腔並烘幹後，外施彩繪。

何努向《中國報道》記者闡釋說，精神文明是觀念文明，製度文明更多的是政治製度，精神文明包括自然觀、社會(hui) 觀和宗教觀。這三種觀念有兩(liang) 個(ge) 表達體(ti) 係，一個(ge) 是藝術，另一個(ge) 是文字和符號。自然觀裏包括科學的觀點，還有一個(ge) 重要組成就是宇宙觀。社會(hui) 觀其實就是政治思想、禮製思想、等級觀念等。宗教觀其實核心就是祭天、地、祖先，“中原地區基本上就這樣一套邏輯或者這麽(me) 一個(ge) 基因”。

陶寺還出土了文字。具有代表性的就是陶寺晚期灰坑出土的一件扁壺，其正麵鼓腹部朱書(shu) 一字符，酷似甲骨文和金文中的“文”字。背麵另有一個(ge) 朱書(shu) 字符，如何釋讀，有多種說法。有學者釋讀為(wei) “昜”，也有學者釋讀為(wei) “邑”，還有的學者釋讀為(wei) “堯”。盡管存在分歧，但學界普遍認為(wei) 這是與(yu) 甲骨文最接近的文字，對探索中國文字的起源有著重要意義(yi) 。

陶寺的龍也給後世留下了寶貴遺產(chan) 。陶寺彩繪龍盤隻出土於(yu) 大墓中，其中龍的形象集合了多種動物形象，並將龍與(yu) 王權乃至以王權為(wei) 核心的國家相結合，把對龍的崇拜發展成族群或國家的象征。陶寺與(yu) 二裏頭之間，在龍形象上有著較為(wei) 明顯的承繼關(guan) 係。

“但陶寺的藝術表達比較怪，這個(ge) 實事求是講，陶寺似乎藝術表達不太重視，它的器物並不精美，這一點和良渚有巨大區別。”何努說。

進入“王朝時代”的鋪墊

近年來，關(guan) 於(yu) 陶寺是“堯舜之都”的討論越來越多。

“從(cong) 考古上來說，我們(men) 從(cong) 已知推未知，比如商代，現在已經證實它存在；夏代，也被證明是信史。再往前推，大量的考古學文化背後體(ti) 現的，就是一些族群的實體(ti) 和文明因素的發現，比如良渚、陶寺，甚至龍山、石家河，等等。”高江濤認為(wei) ，大量的考古事實呈現出的是，陶寺已經進入了早期國家時期，我們(men) 可以看到“最初中國、華夏主脈”的氣象。

△ 陶寺彩繪龍盤，這種龍盤隻見於(yu) 王墓。攝影/滕妍妍

至於(yu) 這一時期“是什麽(me) ”，文獻裏記載的相當於(yu) 那個(ge) 時期的堯舜禹時代。“堯舜禹在文獻中有比較多的記載，而我們(men) 的考古發現又有這個(ge) 時代。說白了，關(guan) 鍵就是‘對應’問題，是完全畫等號，還是部分畫等號，這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問題。”高江濤對《中國報道》記者表示。

“中華文明的核心在黃河中遊。中華文明走過多元一體(ti) 的道路，其核心在中原地區最終形成，起點為(wei) 陶寺邦國，成熟點為(wei) 二裏頭王朝國家。陶寺邦國的文明從(cong) 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到製度文明，以守正創新、兼收並蓄、海納百川的方式，開始形成了中華文明中一部分重要的價(jia) 值觀念體(ti) 係，進而成為(wei) 中華文明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基因。”何努說。

對於(yu) 陶寺所處的那個(ge) 時期，王巍用“海納百川”來概括，“陶寺文明吸收和匯聚了周圍的先進文明因素，這是它非常突出的特點。”

高江濤認為(wei) ，盡管那個(ge) 時期有著多元文明區域和形態，但不同區域在意識上開始對某一個(ge) 文明逐漸有了認同感，這在“文獻裏有記載，考古也有發現”。他舉(ju) 例說，很多不屬於(yu) 陶寺文明的其他區域文明的代表性器物都在陶寺有所發現，有一種明顯的匯聚其他先進區域文明因素的情景，比如出現海岱文化特征的玉鉞、隨葬的豬下頜骨等，還有長江下遊地區良渚文化的玉琮和玉璧，長江中遊後石家河文化的玉飾，還有來自西亞(ya) 經黃河上遊地區傳(chuan) 入的冶銅技術等。

“來自東(dong) 西南北的東(dong) 西匯聚於(yu) 一處，說明陶寺的‘王’不僅(jin) 對各地文明有著廣泛了解，還較廣泛地吸收了各地文明的成果，願意把這些‘外來文化’的象征改造成自己文化的一部分，這本身就是一種胸懷天下的開放氣度。”高江濤表示。

而到了二裏頭時期，已經出現了王朝氣象，進入王朝時代，二裏頭文化創造的以玉牙璋為(wei) 代表的禮器和禮儀(yi) 製度輻射到周邊廣大地區，影響範圍之廣前所未有。二裏頭和陶寺雖然沒有直接相接，但二裏頭接受了陶寺創造的文明形態，比如二裏頭對陶寺都城製度和禮製的繼承，對龍的文化、手工業(ye) 形態的繼承，等等。

“陶寺文明是迄今黃河流域進入早期文明社會(hui) 的最早實證。陶寺文明為(wei) 夏、商、周以及後世所繼承發展，成為(wei) 中華文明多元一體(ti) 發展的重要標識和主要源頭之一。”高江濤說，“五千多年中華文明綿延不斷，就是因為(wei) 後繼文明對前有文明形態有繼承和發展。”

△ 陶寺出土的彩繪折腹盆。陶盆灰褐色胎上用紅、白、綠三色，繪有曲折形幾何勾連紋構成的環帶狀圖案，整個(ge) 器物色彩鮮豔奪目。攝影/徐豪

►陶寺考古有哪些發現？

BY 高江濤

上世紀50年代進行文物普查時，陶寺遺址被發現。曆經46年的考古發掘，我們(men) 對陶寺有了更為(wei) 清晰的認識，陶寺遺址考古重大發現可以概括為(wei) 10個(ge) 方麵：

一是文化分布。陶寺遺址的文化分布很有特點，目前我們(men) 發現的屬於(yu) 陶寺文化的遺址已經有100多處，分布在以臨(lin) 汾盆地為(wei) 核心的區域。這些遺址已經形成了具有不同等級或者分化性質的聚落，現在看來陶寺文化遺址分布可以分為(wei) 4個(ge) 等級聚落，這說明當時的社會(hui) 及組織機構已經開始有等級分化了。

二是立都選址。陶寺遺址處於(yu) 河穀低地和山麓高地之間，就小區域的生態環境而言，也是兩(liang) 種不同地貌水文形態間的微型“生態交錯帶”。都城處於(yu) 相對封閉的臨(lin) 汾盆地，這個(ge) 區域環境優(you) 越、土地肥沃、水文適宜，農(nong) 業(ye) 社會(hui) 的經濟迅速發展，財富快速積累，這進一步促進了政治權力機構和財富分配密切相關(guan) 的等級製度形成，陶寺早期國家出現。

三是五穀六畜。在陶寺遺址中，我們(men) 發現了粟、黍、稻、豆等的炭化種子，可以看到，目前除了小麥之外的“多穀”都在陶寺中被發掘出來。此外，大家今天常見的家畜基本上在陶寺文化時期就有了，比如豬、綿羊、黃（水）牛、狗、鹿、竹鼠、兔等。

四是城址布局。陶寺城址的布局明顯經過規劃，城址內(nei) 可以分為(wei) 宮城及宮殿區、倉(cang) 儲(chu) 區、墓地、觀象台祭祀區、手工業(ye) 作坊區、普通居民區等。

五是觀象授時。陶寺先民在史前天文星空体育官网入口网站積累的基礎上，將陶寺遺址東(dong) 部的自然景觀塔兒(er) 山和人工夯土建築體(ti) 有機結合，創造性地在陶寺遺址東(dong) 南部修建了“觀象台”。陶寺觀象台可以觀測到包括冬至、夏至、春分、秋分在內(nei) 的二十個(ge) 節氣，顯然是與(yu) 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密切相關(guan) 的二十四節氣的重要源頭。

六是真龍成象。陶寺彩繪龍盤隻出土於(yu) 大墓中，其中龍的形象集合了多種動物形象，並將龍與(yu) 王權乃至以王權為(wei) 核心的國家相結合，把對龍的崇拜發展成族群或國家的象征。

七是圭尺定中。陶寺中期王墓出土漆杆是測量日影的圭尺，圭尺代表著“地中”，而陶寺一帶或籠統而言的晉南地區應該至少是龍山晚期人們(men) 意識形態上的“地中”所在。

八是墓葬形態。1978年到1985年，陶寺在4萬(wan) 多平方米的墓地裏發掘出1309座墓，其中5座大墓都集中到同一個(ge) 區域。這些墓葬凡是有墓主人或有骨架的，其頭向都是朝向塔兒(er) 山，這說明當時的人們(men) 存在山川崇拜。

九是鑄銅以範。夏商周時期的青銅器鑄造技術是複合範鑄技術，這項技術最早在龍山時代就已經出現，最為(wei) 典型的就是陶寺遺址。陶寺出土了真正意義(yi) 上的銅器群，目前已經發掘出土7件銅器，屬於(yu) 不同的器類，但都使用了複合範鑄技術。

十是道路網絡。在地圖上標注從(cong) 晉南到洛陽的重要遺址點後，可以發現它們(men) 都沿著某一個(ge) 區域呈帶狀分布，這就是文獻記載中的古道。這些重要的遺址點在距今6000多年前就已經出現了沿路分布的特點，說明我們(men) 的道路係統在6000年前就已初具雛形，至陶寺文化時期，已經出現了比較複雜的道路交通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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