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科普:古代的科舉製度是如何出產做題家的?
來源:大象公會
發布時間:2020-0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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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四十四年(1705),康熙帝南巡,駐蹕仕江寧行宮。一位退休多年的中下層官僚黃六鴻被皇帝特地召見,親(qin) 賜手書(shu) 詩文。

這位黃六鴻並無突出履曆,不過就任了兩(liang) 任縣令,然後調入中央做了個(ge) 小言官。他在任上舉(ju) 報京中官員在皇後忌日聚眾(zhong) 看戲,導致翰林院學士趙執信、劇作家洪昇等五十多位名流被罷黜、株連。如此一來,黃六鴻自然被士林目為(wei) 小人,不久黯然而去。

但這位不得誌的中下層官員,卻結合自己的基層行政經驗,寫(xie) 成了一本幹貨滿滿的行政手冊(ce) ——《福惠全書(shu) 》。

這本書(shu) 麵世之後立刻走紅,成為(wei) 終清一代的官場必讀書(shu) ,甚至上達天聽為(wei) 皇帝所注意。

因為(wei) ,大清的基層公務員實在是太沒有經驗了。

做題家的誕生

中國的科舉(ju) 製度,原本是不出產(chan) 做題家的。

唐代科舉(ju) ,科舉(ju) 地位最高的是進士科,主要考的是詩賦,錄取人數極少,性質更多是給那些有家學傳(chuan) 承的世家子弟賦予清貴的入仕身份。

到了宋代,科舉(ju) 取士人數劇增。北宋中期,考察儒家經典的經義(yi) 崛起,詩賦進士與(yu) 經義(yi) 進士並駕齊驅。南宋時,市麵上已經出現了輔導班、補習(xi) 書(shu) ,寫(xie) 文章也有了套路。但無論考哪一科都要考策論,而要寫(xie) 好策論,對時代問題沒有點見解也是不成的。

科舉(ju) 的轉折,是明初朱元璋所奠定的。朱元璋把考試的重點限定在朱熹注解四書(shu) 五經的經義(yi) 上,而此前地位顯赫的詩賦和策論不再受重視。明成化年間,更是形成了八股文的套路。

由於(yu) 內(nei) 容給定,形式給定,八股文變成了一種在評卷公平性上近乎完美的考試,唐宋時期那種給考官打招呼、送文集,或者利用家學吊打同輩的路子,再也行不通了。很快,考試中八股文之外的內(nei) 容也淪為(wei) 過場。

可想而知,這樣的科舉(ju) 很快就成了做題家們(men) 的樂(le) 園。

為(wei) 了功利地取得成績,社會(hui) 上很快出現了以八股文為(wei) 中心的教育方式,學生甚至不必熟讀原典,僅(jin) 僅(jin) 背下若幹主題的作文模板就行。

在當時的書(shu) 院和私塾中,這類教育已然成為(wei) 主流。乾隆年間的名臣陳宏謀就頭疼地批判應試教育完全以科舉(ju) 考試為(wei) 指揮棒,不出題的地方就不講,隻講出題的地方,講也是套模板寫(xie) 作文,和今天的應試教育一模一樣:

國朝製科試以經義……近來漸多流弊,惟知擬題作文,其不出題者,便忽不講。即出題之處,亦不過粗知本句大意,可以敷衍成文。更有剽竊雷同,即章句亦多不能記憶者。

· 清代的八股文教材

在一切圍著科舉(ju) 轉的時代,吟詩作對這些傳(chuan) 統士大夫的博雅教育遭到大部分士人的忽視和排斥。清初的海寧詩人吳昌祺如此抱怨:

士子專治舉業,以詩古文為揣摩家蝥賊,故吾鄉雖有詩窠之名,載於郡誌而習者實寡。

在這樣的大環境下,隻有少數家學深厚者可以在備考之餘(yu) 寫(xie) 寫(xie) 詩賦、搞搞文史考據,平民子弟隻能瘋狂背模板做題。

由此產(chan) 生的做題家們(men) ,如果有朝一日榮幸登科,除了少部分最優(you) 秀者能夠直接留在中央做翰林、詹事,絕大部分都要等上幾年,爭(zheng) 取外任地方官的機會(hui) ,從(cong) 此開始宦海生涯。

· 清前期四川省州縣官出身情況,以科舉(ju) 出身的進士、舉(ju) 人占據絕對多數 / 來源:閆婷婷. 晚清四川州縣官群體(ti) 研究[D].西南大學,2014.

根據異地為(wei) 官的原則,他們(men) 要奔赴陌生的他鄉(xiang) ,朝廷不會(hui) 組織統一的公務員培訓,反而是責成限期到任。

他要赴任的基層州縣,從(cong) 表麵上是看個(ge) 完美的儒家小政府。

有編製拿俸祿的官員數量極少,知州知縣掌握公章印信,被稱為(wei) 「正印官」,還有些佐雜官負責分擔政務。但後者並非每個(ge) 州縣都有,多數地方僅(jin) 有一個(ge) 正印官主持大局。縣以下,似乎完全是士紳自治,一派「皇權不下縣」的祥和氣象。

剛剛科場得意的做題家,看起來隻需要帶著一些「垂手而治」、「與(yu) 民同樂(le) 」的儒家理想就足以應付局麵。

但真實的情況遠比表麵的複雜。

基層有壞人

做題家要赴任的地方,是朝廷欽定的。

在做題家此前的生命裏,他很可能隻因參加科舉(ju) 而遠行過幾次,一轉眼就成了離家鄉(xiang) 五百裏以外的異地父母官,舉(ju) 目無親(qin) ,語言風俗又不相通,兩(liang) 眼一抹黑的程度可想而知。

等他到了基層,第一個(ge) 見到的就是本地的行政班子 —— 書(shu) 吏和衙役。前者負責絕大多數文字工作,後者則是各種體(ti) 力活,二者合稱為(wei) 胥吏。

這些本地人數量龐大,小縣幾百,大縣幾千,經年累月占據了這些沒編製的崗位,了解地方情況,職位穩定,還具有專(zhuan) 業(ye) 技能。

但他們(men) 地位卑微,大部分人在體(ti) 製內(nei) 拿的俸祿不足以糊口。因此,利用體(ti) 製身份,利用種種偷奸耍滑的手段圖利謀生,是其首要目的。

赴任的做題家很快就會(hui) 發現,在看似精簡的儒家小政府背後,是一個(ge) 龐大、臃腫的行政機構。

明清以來,社會(hui) 日益複雜,基層政府的職能和管轄內(nei) 容持續擴大,官員編製卻幾乎保持不變。明麵上的財政係統可以滿足儒家對一個(ge) 好政府輕徭薄賦的想象,卻無法支持真實的專(zhuan) 製;真正起作用的,都是非正式的規則,也就是所謂的陋規。

州縣官是基層的一人政府,萬(wan) 端係於(yu) 一身,幾乎什麽(me) 都要管:

知縣掌一縣治理,決訟斷辟,勸農賑貧,討猾除奸,興養立教。凡貢士、讀法、養老、祀神,靡所不綜。——《清史稿》

· 來源: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這其中,最要緊的就是解決(jue) 基層財政來源。除了地方上的班子,自己雇傭(yong) 的師爺、長隨的工資也得自己負責。新任父母官寒窗多年,此次赴任的經費弄不好還是借來的,自然也要給自己撈上一筆。

胥吏們(men) 當然深知這一點,往往在官員初到任時就投其所好,獻上不菲的賄賂。地方官雖然明知可能來路不明,但也無法深究,從(cong) 此就被拉下水,不對胥吏們(men) 的潛規則過問。

資深官員們(men) 對此深有感受,常常強調絕不能接受胥吏的好處:「一經交納,玩官於(yu) 股掌之上矣。」

但初仕官員多是缺乏行政經驗的做題家,對付老奸巨猾的胥吏完全不夠看。他們(men) 迫切需要一種具體(ti) 的指導,而非空泛的道德說教 —— 這就是晚明以來,官箴書(shu) 和其他各類行政手冊(ce) 大量湧現的主要原因。

· 《福惠全書(shu) 》目錄,書(shu) 中所談皆具有高度實操性

可想而知,胥吏成了絕大多數官箴書(shu) 的重點盯防對象。這些書(shu) 籍無不痛斥其醜(chou) 惡嘴臉和陰謀把戲:

經管錢糧則防其侵收吞蝕;捕緝盜則防其私拷誣良;仵作驗屍則防其匿傷混;無一事不可不防胥吏。—— 田文鏡、李衛 撰《州縣事宜》

黃六鴻建議,官員在京城剛剛得知自己的去向,就要開始向在京的當地士紳商人打聽有沒有什麽(me) 「衙役土豪積惡著聞者」,提前予以提防。

然而,征稅和司法無不需要經胥吏之手,尋租勒索的環節實在太多,根本防不勝防。

比如,負責刑偵(zhen) 的衙役們(men) 會(hui) 和負責文書(shu) 的書(shu) 吏勾結,把州縣官頒發的捕人傳(chuan) 票篡改,寫(xie) 上富戶姓名,一發生案子就去勒索錢財。

當時江南普遍有扛屍栽贓的風氣。一旦發生命案,不管是自殺還是他殺,地痞無賴就糾結起來,把屍體(ti) 運到富戶良民家門前打砸、索賠。胥吏們(men) 適時登場,居中調停,其實就是變相勒索。富戶如果不認栽交錢,就隻能在漫長的司法程序中傾(qing) 家蕩產(chan) 了。

那些有頭有臉的士大夫,當然知道自己的手下是些什麽(me) 貨色。而胥吏們(men) 也早就知道,老爺們(men) 對自己有多嫌棄。然而,士大夫要經過他所鄙視的下等人之手,才能完成各種行政任務,胥吏們(men) 必須供著缺乏行政能力的長官,自己才有一身官府的皮。

流官製下的州縣官在本地平均任期多不到兩(liang) 年,不得不依賴胥吏,等他有了些經驗,從(cong) 一個(ge) 科考做題家變成稍有經驗的基層官僚時,又該調離本地。下一個(ge) 到任者又不得不從(cong) 頭開始。

而絕大多數做題家所求的不過是早點升官走人。從(cong) 職業(ye) 生涯發展來看,在基層具體(ti) 工作上耗費精力顯然並不明智。髒活累活離不開胥吏,所以,雖然中央多次下令清退胥吏,但地方都視而不見。

其中要害,官員們(men) 也都明白:

胥吏猶未可遽減者,何也?官不親事,事不在官也。……催科問胥吏,刑獄問胥吏,盜賊問胥吏,今且倉監驛遞皆問胥吏。——《通甫類稿》卷一

做題家的馭下之術

州縣官實在太忙,而行政能力又實在太不行。即便朝廷考核最要緊的錢穀刑名,最多隻能做到粗通。如黃六鴻這樣的模範縣官都坦言,州縣官本人對律例知道個(ge) 大概就行。

真正要精研《大清律》的不是官員,而是他聘請的師爺。回頭審案子作決(jue) 定,撰寫(xie) 報告和判詞,以及重要的公文往來,很可能都出自師爺之手,主官隻是過目署名而已。

對從(cong) 未接觸過法律星空体育官网入口网站的做題家來說,即使學習(xi) 少量的法律星空体育官网入口网站也太麻煩、太耗時了。許多人不願投入時間和精力,對履行司法職責完全不熱心。

光緒二年的一本《堂訊簿》記載,四川巴縣的知縣親(qin) 審案件每月僅(jin) 三四天,十一月坐堂 4 天審理 28 件,十二月 3 天也隻有 28 件。絕大多數案件擱置不審,或委托書(shu) 吏,這就給後者以敲詐索賄之機。

更能說明問題的是驗屍。法律規定,命案發生後,地方官必須到現場驗屍。然而,所謂的現場驗屍,實際上成了正官帶著大隊人馬到場,遠遠觀望。檢驗工作完全是身份低微的仵作承擔的,官老爺僅(jin) 需要把仵作的報告逐一登記。

· 為(wei) 了逃避責任,州縣官總會(hui) 帶一本《洗冤錄》。因為(wei) 這是大清官方認可的刑偵(zhen) 手冊(ce) ,隻要嚴(yan) 格遵守它的記載做結論,就無咎無過,死者家屬若有異議,也足以做擋箭牌

這樣無能的地方官,如何才能駕馭那些無法無天的胥吏?

大清官員的樸素智慧是,再弄另一幫類似胥吏的仆役來監督他們(men) 。這些人有的是長期跟隨的仆人,有的也是臨(lin) 時雇傭(yong) ,或叫長隨或叫家丁,讓他們(men) 充當門丁或者信使。

然而,疊床架屋的樸素智慧無法解決(jue) 一個(ge) 問題:這幫督導人員的素質也不會(hui) 比那些胥吏好到哪去。他們(men) 更可能反過來和胥吏們(men) 勾結起來,一起坑自己的雇主。

廣東(dong) 某位縣令,接到上級責成限期抓獲逃犯,於(yu) 是給出了懸賞一千圓。捕快們(men) 抓到了犯人,門丁卻把犯人關(guan) 進自己私宅,讓官員多加懸賞,直到三千圓才把犯人交出。

有某位書(shu) 吏,出巨資買(mai) 通了縣官身邊的門丁,確保所有發出的行政命令都先給這位書(shu) 吏過目,由此書(shu) 吏對縣官行徑了如指掌。

至於(yu) 門丁借著官員貪汙受賄,趁機揩油的,更是比比皆是:

官貪賄賂,不能與百姓當麵講價,百姓亦不能將賄賂親交本官。暮夜之投,大約家丁書差經手者居多,無論花銀若幹,經手之家丁書差,以及串通家丁書差之訟師土棍,明分暗扣,去其大半,本官所得尚不能及小半。眾人發財,一人作惡,此何為者?—— 方大緹《平平言》卷一《官不必貪》

用下人駕馭下人實在是個(ge) 無底洞。官員們(men) 隻能靠自己了。

有理想主義(yi) 的清流官員提出,要修養(yang) 一身浩然正氣,感召胥吏。但更多人認為(wei) ,下等人根本不配善意,要視為(wei) 「奸類」嚴(yan) 加提防,對他們(men) 隻應冷麵相對,不應有私下言語交談,要做到喜怒不形於(yu) 色,威福不可測才行。

· 晚清老照片中的衙役

但對於(yu) 絕大多數做題家出身、連基本行政事務都要委托師爺的稚嫩縣官,玩權術哪是地頭蛇的對手?更為(wei) 現實主義(yi) 的做法,就是對胥吏撈的油水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指望喂飽了他們(men) ,他們(men) 也就不給老爺找麻煩了。

官員們(men) 也都知道,不能把胥吏逼得太急。他們(men) 在大多數時候還有退出的自由,而且他們(men) 往往是親(qin) 黨(dang) 鄰裏,本地人集體(ti) 進退就可能讓衙門停擺:

緩之則百計營私,急之則一紙告退。既有日辦百為,勢難任彼皆去。此當官者不可明言之隱也。

於(yu) 是,在不影響大局的情況下,正官隻得對胥吏的陋規貪墨「亦可不予深求」。隻有鬧到公開起訴,才會(hui) 為(wei) 了士大夫的清譽和政府的尊嚴(yan) 而嚴(yan) 肅處理。這樣的態度,倒是和朝廷對基層頗為(wei) 類似。熟讀儒家教條、科舉(ju) 出身的州縣官受製於(yu) 流氓地頭蛇的怪現象遍布大清國,也就不足為(wei) 奇了。

· 清代對於(yu) 書(shu) 吏枉法贓(收受賄賂並有枉法行為(wei) 者)處罰標準十分嚴(yan) 格,然而實際中極少執行 / 來源: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終有清一代,正官終究沒能控製住胥吏,隻得任由他們(men) 胡作非為(wei) 下去。歸根結底,胥吏敢於(yu) 和秀才老爺耍無賴,而官員又不能拿他怎麽(me) 著。而在皇帝和朝廷麵前,做題出身的士大夫們(men) 則完全沒有這樣的權力。

參考文獻:[1]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2]蔡申之等著.清代州縣四種[M].文史哲出版社.1975.[3]杜金.明清民間商業(ye) 運作下的“官箴書(shu) ”傳(chuan) 播——以坊刻與(yu) 書(shu) 肆為(wei) 視角[J].法製與(yu) 社會(hui) 發展,2011,17(03):92-104.[4]魏丕信,李伯重.明清時期的官箴書(shu) 與(yu) 中國行政文化[J].清史研究,1999(01):3-20.[5]李元鵬. 清代州縣司法弊端研究[D].鄭州大學,2012.[6]付瓊.科舉(ju) 背景下的明清教育對文學的負麵影響[J].上海大學學報(社會(hui) 科學版),2008(04):136-141.

[7]馮(feng) 賢亮著.明清江南的州縣行政與(yu) 地方社會(hui) 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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