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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科普：在實驗室工作會影響我的生育嗎？
最近，在我們研究團隊的下午茶歇中，我的一個同事說在接下來的幾個月中，他將不會在實驗室裏工作。他解釋說，這是因為他和妻子正在備孕，他認為目前最好避免接觸化學品。通常，我們都會開玩笑說，20年後，當我們長出第三隻手臂或大腦受損時，我們才會發現日常實驗室裏化學物質的副作用（這是一個更符合現實的場景）。但是我們每一個人又必須承認，我們對這些每天研究中都會接觸到的溶劑、抗蝕劑和其他化學物質一無所知。
其中有一種特別的物質N-甲基吡咯烷酮（NMP），這是一種我們實驗室裏大多數人在標準納米製造任務中(如抗蝕劑剝離)一周有好幾天要使用的溶劑。坦白來說，它隻比水危險一些。我的一個同事說：“我聽說NMP會導致女性不育。”另一個同事又說：“別擔心，研究結果隻是表明了它會讓雄性老鼠不育。所以，我覺得你還是沒事的。”
後來，我回到電腦前，查閱了那些聲稱NMP存在一係列令人擔憂的風險的研究論文，包括其對老鼠有胎毒性和致生育能力下降的報道。有一個研究認為曾經有一名實驗室工作人員出現死胎情況，這是因為她在工作中過於頻繁地暴露於化學物質中。為了找到一些關於對其他化學品生殖風險的意見，我打開了美國國家職業安全與健康研究所(NiosesH)的網站。其中關於女性生殖風險的頁麵並沒有給我提供多少安慰，隻是表明“科學家們現在才開始了解生殖風險是如何影響女性生殖係統的”，而且“大多數工作場所裏的化學物質對生殖的影響還沒有被研究過”。
出於對這一方麵的無知，我想了解還有哪些其它危險是我們還沒有關注到的。是不是這些生育風險對我這樣的女性群體和我的男同事們是不一樣的？而我現在在畢業設計中所接觸的化學試劑會不會在多年以後展現出它們的醜惡麵目，影響我的生育能力？
伍斯特州立大學護理學教授兼喬治城大學訪問學者Stephanie Chalupka說: “在我看來，人們有一個很大的錯誤觀念，就是他們很依賴並且認為他們的機構具有相應的保護性政策。”因為Chalupka主要研究環境和工作場所的化學接觸風險，所以我聯係了她並向她請教如何減輕這種生殖危害。
她說目前已有超過1000種的工作場所中的化學物質被證實會對動物產生生殖方麵的影響，但大部分都還沒在人體中進行研究。例如，一些有機溶劑會給女性造成經期紊亂、流產和出生缺陷，與此同時，也會造成男性精子質量的下降。化學暴露的物質類型、劑量和暴露的持續時間可能導致兩性結果的巨大差異。在男性體內，一些化學物質可以改變精子的產生、形狀或基因組成。
對於孕婦來說，在妊娠的前三個月暴露在這些環境中可能會導致流產或嬰兒出生缺陷，而在妊娠後期暴露在這些環境中可能會導致神經發育問題和早產。有些物質，如鉛的存在不會立馬顯現，它經年累月地在母親體內的組織中累積，直到懷孕或哺乳期間才釋放出來。
在美國化學學會(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注冊的7200萬種獨特的化學物質中，記錄在案的對生殖有影響的工作場所化學物質隻占很小一部分，其中大多數還沒有經過生殖安全測試。由於每天約有15000種新物質加入登記冊，人們接觸到具有未知生殖危險的化學品的可能性不斷增加。
很明顯，一種化學物質在公諸於世之前理應進行生殖毒性測試，但大多數物質並沒有進行。其原因也許不出意料地與政治有關。
在美國，大約有相當於每人每年3萬英磅總產量的近40000種工業和商業化學品在《有毒物質控製法》(TSCA)的管製之下。《有毒物質控製法》(TSCA)是一項可以追溯到1976年的法律，40年來都沒有變更。
《有毒物質控製法》一直有著“效率低下”的特點，這給了化工企業喘息的機會。比如有些企業要求美國環保署（EPA）為那些因服從其規定而造成的財務損失負責。這一缺陷也就導致了美國環保署在1989年禁止石棉的失敗，也給《有毒物質控製法》扣上允許人們“合法毒害”的帽子。
雖然這項政策最終在2016年立法修訂時改變了，但我震驚地發現，美國的化學安全法規仍然遠遠落後。當我與加州大學關於生殖健康與環境的舊金山項目科學與政策副主任Veena Singla談話時，她告訴我歐盟設立"沒有安全數據，就沒有市場"政策，也就是說任何要進入市場的化學物質在被允許之前都要附有最低毒性。由於化工企業在2016年《有毒物質控製法》(TSCA)修正案期間大力遊說，美國不存在類似的最低數據政策。
Singla說：“在我們的政治體係中，運行的方式就是誰更有錢有資源，誰就有更有影響力。化工企業並不想要法律規定最低毒性數據的采集需求，所以我們就沒有了。”
她也說明了盡管法案的修訂給了美國環保署（EPA）新的權力來要求企業提供相應的毒性數據用以填補目前的化學品安全性信息的差距，但目前還沒有下令進行。她說：“在我們現在的體製中，有數據也不能得到什麽好處。所有的化學品在它們被證明是有害的之前都被認定為安全。所以幾乎沒有任何動力能讓企業補充額外更多的信息。”
在新管理層的領導下，環保署也一直在努力就提議中的改革采取行動。例如，Singla告訴我NMP，也就是那個一開始引起我深入探究的化學物質，由於其已知的毒性，本應該在某些產品中被禁用，比如油漆剝離劑。然而，由於環保署管理層的變動，禁令並未被最終確定。
作為一名科研女性，我經常被和生育能力有關的問題和擔憂所淹沒，這些問題通常是關於如何圍繞學術生涯計劃組建一個家庭，並提醒著我，我的時間安排不會像我的男同事那樣靈活。但直到我開始調查，我才發現我已在這四年多大量使用了的一種有風險的化學物質，並意識到，我進行研究所用到的物質可能正在打亂我的時間安排。
作為科學家，我們應該嚴格測試這些化學物質，正如我們在應用它們進行那些推動世界進步的研究一樣嚴格。作為公民，我們有權享有保護我們免受日用商業產品中有害化學物質侵害的法律。直到這些標準都達到了，我們才能共同麵對這未知的生育風險。與此同時，我將回到實驗室，戴上我的潔淨室手套，期待最好的結果。
作者：Emily Toomey，麻省理工學院電子工程專業的五年級博士生，在此進行超導納米電子技術的開發。她也是2019年美國科學促進會（AAAS）在史密森尼雜誌的大眾傳媒研究員。
翻譯：林華英
審校：黃靜
引進來源：科學美國人
引進鏈接：https://blogs.scientificamerican.com/voices/could-lab-work-be-affecting-my-fertility/


本文來自：環球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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