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路遙的《人生》一經發表即轟動全國。

《人生》劇照。小說講述了高中畢業(ye) 生高加林回到土地又離開土地，再回到土地的人生曆程。

然而，1986年12月，《平凡的世界》第一部正式出版，卻遭遇了文壇的冷遇。

備受打擊、孤立無援的路遙沒有放棄寫(xie) 作，終於(yu) ，在1988年5月，路遙完成《平凡的世界》全部創作。

四十年後的我們(men) 已經知道，《平凡的世界》最終成功了，它所蘊含的能量遠遠超出了路遙的成名作，也遠遠超出了同時代大多數作家的文學作品。那麽(me) ，事情的轉機出現在哪裏呢？廣播。

1988年3月27日，《平凡的世界》被《小說連播》的編輯看重，送到了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電波中。1988年的中國電視尚未如今天這樣普及，廣播仍然是人們(men) 收集谘詢、娛樂(le) 放鬆的重要渠道。就這樣，《平凡的世界》在電波裏同時被數以千萬(wan) 計的中國人民所知曉和喜愛。

後麵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了。據統計，當年收聽《平凡的世界》的聽眾(zhong) 達到了三億(yi) 。廣播開播三個(ge) 月後，編輯在短時間內(nei) 收到了一萬(wan) 多封聽眾(zhong) 來信，之前鮮有人問津《平凡的世界》脫銷了。而此後，《平凡的世界》也應聽眾(zhong) 要求數次重播。

1991年，《平凡的世界》獲得第三屆矛盾文學獎。

數次的廣播和圖書(shu) 脫銷證明著《平凡的世界》在當時的成功，而接下來一係列的調查報告和數據則證明著它跨越時代而存在的強大影響力和生命力。

“1978—1998大眾(zhong) 讀書(shu) 生活變遷調查”是中國科學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國情研究室對1978年以來中國公眾(zhong) 的讀書(shu) 生活及曆史變遷進行的調查研究。該調查中有一項是關(guan) 於(yu) “二十年內(nei) 對被訪者影響最大的書(shu) ”，最後的統計結果是：

在1985—1989年期間，《平凡的世界》是“新時期”唯一入選的小說作品。在1990—1992年期間，《平凡的世界》是入榜的五部“新時期”小說之一。在1993—1998年期間，《平凡的世界》的位置上升到了第七位。

研究室在此基礎上，評選出了“到現在為(wei) 止對被訪者影響最大的書(shu) ”，前三位分別是《紅樓夢》《三國演義(yi) 》《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平凡的世界》排在第六位，而在調查公布的前28部作品中，沒有其他“新時期”以來的當代小說入選。

如果換算為(wei) 我們(men) 今天衡量流行的標尺，《平凡的世界》在三十多年之後仍然保有著旺盛的生命力。

豆瓣9.0，這是基於(yu) 70000+的豆瓣讀者所給出的評分。在曆年的暢銷書(shu) 榜單中，《平凡的世界》都榜上有名。在各大高校每年的借閱排行榜上，《平凡的世界》經常排名前三。到目前為(wei) 止，《平凡的世界》總銷量已突破2000萬(wan) 冊(ce) ，且仍在以每年300萬(wan) 冊(ce) 的銷量遞增。

所以，作為(wei) 一部長篇小說，作為(wei) 一部現實主義(yi) 以大量筆墨描寫(xie) 農(nong) 村故事的長篇小說，作為(wei) 一部現實主義(yi) 以大量筆墨描寫(xie) 上個(ge) 世紀80年代長達十年的農(nong) 村故事的長篇小說，《平凡的世界》何以能脫穎而出並且長盛不衰呢？

在北大中文係的邵燕君老師看來，這裏麵象征資本的影響、特殊年代的現實因素、路遙個(ge) 人的特殊堅持、小說裏的“光明內(nei) 核”等諸多原因。

遭受當代文壇冷遇

像《平凡的世界》這樣一部數十年來在讀者中產(chan) 生深遠影響的常銷書(shu) 有可能成為(wei) “新時期”文學的經典。用布迪厄的說法，所謂“經典”就是“長久的暢銷書(shu) ”。

但“長久暢銷”並不意味著經典，一部作品能不能邁入經典之列不在於(yu) 它是否能得到“沉默的大多數”的認可，而在於(yu) 它是否能得到握有頒發“象征資本”權力的權威機構的認可。

這些機構包括評獎機構、批評研究機構、教育機構等。特別是教育機構的認可尤為(wei) 重要，因為(wei) 唯有教育機構才可以為(wei) 一部“被認可了的作品”長期提供“經教育轉化了的公眾(zhong) ”，從(cong) 而形成“廣大和持久的市場”。

從(cong) “主流”的角度上看，《平凡的世界》獲得了最高規格的“象征資本”。它以榜首的位置獲得“第三屆茅盾文學獎”，並獲首屆國家圖書(shu) 獎提名獎；在全書(shu) 還沒有完成的時候，就開始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小說連播”節目全文廣播；2000年又入選“百年百種優(you) 秀中國文學圖書(shu) ”，權威的現實主義(yi) 批評家秦兆陽、朱寨、曾鎮南都曾給予路遙很高的評價(jia) 和切實的鼓勵、支持。

但是，這樣一部在“官方”和“民間”都轟轟烈烈的作品，在理論界裏的感覺卻是“默默流傳(chuan) ”，這顯示了自1980年代中期文學開始“向內(nei) 轉”起，我們(men) 所稱的那個(ge) 由“新潮作家”“新潮評論家”和“新潮編輯”構成的“文學精英集團”所推崇的文學原則與(yu) 主流意識形態以及普通讀者的趣味標準之間出現了巨大的鴻溝和隔膜。

以西方現代派文藝理論為(wei) 主要理論資源的“文學精英集團”所進行的文學形式變革是以挑戰現實主義(yi) 文學原則為(wei) 基本出發點的，它挑戰的既是一向在當代文藝界居於(yu) 主流地位的“現實主義(yi) 審美霸權”，也是普通讀者長期以來形成的現實主義(yi) 審美習(xi) 慣。正是以“背對公眾(zhong) ”為(wei) 立場，以“輸者為(wei) 贏”為(wei) 邏輯，先鋒性的文學實驗才得以進行。

應該說，中國當代文學之所以能較迅速地實現從(cong) “寫(xie) 什麽(me) ”到“怎麽(me) 寫(xie) ”的重心轉移，較順利地確立“文學回歸自身”的“自主”原則，與(yu) “文學精英集團”所依據的西方現代文藝理論在當時中國的整體(ti) 文藝環境中處於(yu) 強勢地位有直接關(guan) 係。但“雙刃劍”的另一麵是，西方理論的強勢話語也使“文學精英集團”的“話語權力”在一個(ge) 時期內(nei) 過度膨脹，以致令許多不那麽(me) “新潮”的文學作品在剛剛擺脫了“工具”“喉舌”地位後，又受到新的“精英霸權”的壓抑。

這樣的壓抑在《平凡的世界》的出版、傳(chuan) 播過程中有著典型性的體(ti) 現，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個(ge) “細節”就是被稱為(wei) “支撐了中國當代優(you) 秀長篇小說出版半壁江山”的人民文學出版社與(yu) 這部“現實主義(yi) 力作”失之交臂。

路遙在完成《平凡的世界》（第一部）時，最初是請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編輯來看稿的。但是，人文社派去看稿的年輕編輯在隻看過一部分書(shu) 稿後就輕率做出退稿決(jue) 定。

這件事表麵看來是一次“個(ge) 人失誤”，但一位年輕的編輯居然如此自信，以致違反操作常規，輕率對待路遙這樣一位與(yu) 人文社素有淵源的著名作家以宗教般的虔誠慘淡經營數年的嘔心瀝血之作，正說明他背後所依恃的那套審美價(jia) 值體(ti) 係此時是何其的強勢和傲慢。

對此，何啟治先生的分析是：“路遙用生命的最後幾年寫(xie) 作《平凡的世界》時，正是新潮人物紛紛擁到前台的時候。現在看來已顯盲目的追新求異風一時成為(wei) 主流，贏得陣陣喝彩，像是進行一場文學革命。一個(ge) 編輯在這種形式下沒有足夠的定力，很容易隨波逐流，甚至成為(wei) 新潮的忘情歌者。”

受到廣大讀者的喜愛

如果說《平凡的世界》因恪守傳(chuan) 統現實主義(yi) 的寫(xie) 作風格而受到“文學精英”的忽視貶抑的話，它也因同樣的原因得到普通讀者的深切喜愛。在《平凡的世界》流行的過程中，讀者間的相互推薦起到了更重要的作用，朋友推薦給朋友，老師推薦給學生，父母推薦給孩子，哥哥姐姐推薦給弟弟妹妹……這種令人感動的“口耳相傳(chuan) ”與(yu) “學院派”的淡漠之間形成巨大的反差。

經過五四以來現實主義(yi) 文學的長期影響，特別是經過“社會(hui) 主義(yi) 現實主義(yi) ”文學的強力“打造”，現實主義(yi) 的審美規範已經內(nei) 化為(wei) 讀者深層的閱讀期待，它正是過去教育體(ti) 製長期教育的結果，是一種潛在的市場資源。而自從(cong) 文學發生“向內(nei) 轉”、進行形式變革起，當代文學就開始了對西方各種現代派文學浪潮進行高速率、高密度追趕的旅程。

表麵上看，“文學失去轟動效應”不過幾年，實際上，“文學精英集團”所推崇的文學潮流和普通讀者的理解力和趣味之間已隔了一兩(liang) 個(ge) 世紀。要讀懂先鋒文學的作品，必須首先告別巴爾紮克，然後從(cong) 福樓拜一直讀到博爾赫斯，要做完這番功課，非大學文學專(zhuan) 業(ye) 十年八年的訓練不可。這樣，文學沒法不成為(wei) “圈內(nei) 人”的事。每一種文學上的創新從(cong) 獲得“權威機構”的認可到經教育機構傳(chuan) 播普及都需要一段很長的時間，但中國的當代文學卻沒有一個(ge) 相對單純、平穩的發展環境。跟不上文學變革進程的普通讀者索性把目光投向《平凡的世界》這樣的作品，並將自己心目中“經典”的位置留給它們(men) 。

《平凡的世界》的暢銷並不是孤立的個(ge) 案，與(yu) 它同獲第三屆茅盾文學獎的《穆斯林的葬禮》也一直在讀者中廣受歡迎，它在讀者中的影響力也遠遠大於(yu) 在文學界的影響力。《平凡的世界》和《穆斯林的葬禮》一剛一柔，一土一洋，在純文學曲高和寡的時代，滿足著廣大讀者的閱讀需要。當然，“茅盾文學獎”也為(wei) 這兩(liang) 部作品的暢銷提供了“象征資本”，但比較一下其他獲獎但未暢銷的作品就可以看出，這兩(liang) 部作品受讀者偏愛主要是憑借自身的魅力。

這樣的暢銷作品實際上為(wei) “茅盾文學獎”增添了含金量，以致在其屢屢受到來自“文學精英集團”的批評時，成為(wei) 有關(guan) 組織者反駁的有力論據之一。正是在現實主義(yi) 這一點上，主流意識形態的審美原則與(yu) 市場原則找到了某種意義(yi) 上的契合點。

由於(yu) 與(yu) 普通讀者的接受水準之間存在著巨大的鴻溝，“文學精英集團”頒發的“象征資本”的權威性也受到很大的限製和質疑，成為(wei) 某種程度的“自說自話”。“市場化”轉型後，“市場原則”日益對“文學場”的“內(nei) 部等級秩序”產(chan) 生影響。“市場原則”的過度膨脹對文學的發展產(chan) 生很多危害，但有一點是值得肯定的，它使普通讀者的閱讀口味受到尊重，為(wei) 爭(zheng) 奪“審美領導權”的鬥爭(zheng) 注入了新的因素。

由《上海文學》於(yu) 2001年發起的有關(guan) “重說‘純文學’”的討論中，包括一些當年文學形式變革的主要倡導者、參與(yu) 者在內(nei) 的評論家和作家提出反思“純文學”的概念，主張加強“純文學”對現實生活的介入性，不但關(guan) 注“怎麽(me) 寫(xie) ”，也要重新關(guan) 注“寫(xie) 什麽(me) ”，甚至提出“純文學”應從(cong) 古典文學和通俗文學中借鑒某些技巧，以吸引更多的讀者。所有這些從(cong) 某種意義(yi) 上都可以視為(wei) 在新的社會(hui) 環境下，部分“文學精英”試圖通過調整“精英標準”從(cong) 而重新爭(zheng) 取“審美領導權”的努力。

路遙的堅定選擇

特別值得注意的時，對於(yu) 文壇的“冷遇”，甚至對於(yu) 發表和出版的艱難，路遙在創作《平凡的世界》之前就有著清醒的意識。對於(yu) 他來說，運用一種“類似《人生》式的已被宣布為(wei) 過時的創作手法”結構這部長篇巨著不是出於(yu) 一種文學觀念上的無知或文學技巧上的無奈，而是一種“清醒狀態”之下的堅定選擇，是“個(ge) 人對群體(ti) 的挑戰”。

路遙在生命最後一段時間內(nei) 完成的長達數萬(wan) 字的《早晨從(cong) 中午開始——〈平凡的世界〉創作隨筆》可以視作一份補發的挑戰宣言。在這份“宣言”裏，路遙表示，他之所以采取這樣一種“冥頑而不識時務”的創作態度，是因為(wei) 他堅信現實主義(yi) 在中國沒有過時，“在現有的曆史範疇和以後相當長的時代裏”，仍會(hui) 有“蓬勃的生命力”。

原因主要有兩(liang) 個(ge) 方麵，一方麵是，現實主義(yi) 在當代文學的發展中還沒有達到類似19世紀俄國和法國現實主義(yi) 文學那樣的高度，以致作家必須重新尋找新的路徑。事實上，現實主義(yi) 文學無論在表現當代社會(hui) 生活還是在表現五千年曆史上都還沒有“令人十分信服的表現”。

另一方麵，路遙認為(wei) ，檢驗一種文學手法是否過時，“目光應投向讀者大眾(zhong) ”。以目前中國讀者的接受狀態來看，隻有“出色的現實主義(yi) 作品”才可能滿足各個(ge) 層次讀者的需要，這是任何一種“新潮”文學手法都做不到的。

顯而易見，路遙這裏所說的現實主義(yi) 不是一般意義(yi) 上的文學精神和創作態度，而是以托爾斯泰、巴爾紮克、司湯達等歐洲19世紀批判現實主義(yi) 大師的作品為(wei) 代表、由馬克思主義(yi) 文藝理論家做出抽象概括的“經典現實主義(yi) ”原則。由於(yu) 經典現實主義(yi) 原則（強調客觀的真實性和理性法則，以及“典型環境下的典型人物”）在1950—1970年代文學，尤其是“文革文學”中發生極度變異，“新時期”文學的起步是從(cong) 向經典現實主義(yi) 原則回歸開始的——回歸就意味著發展。

但回歸的路並沒有走多遠，就被洶湧而來的現代派浪潮所打斷。路遙十分不滿於(yu) 當時理論界“一窩蜂”地“趨新”的風潮，他雖承認對西方現代派文學技巧的借鑒和實驗對中國文學發展的積極意義(yi) 是“毋庸置疑”的，但嚴(yan) 厲指責文藝理論界對這類作品創作實績的過分誇大，乃至貶低、排斥其他文學表現形式，甚至認為(wei) 這種“病態現象”會(hui) 造成與(yu) “‘四人幫’的文藝”殊途同歸的“新的蕭瑟”。

可以說，向經典現實主義(yi) 回歸是路遙深懷於(yu) 心的“未了情結”。這個(ge) “未了情結”其實也深懷在許多作家和廣大讀者心中。但在當時“聽不到抗爭(zheng) 和辯論的聲音，看不見反叛者”的情況下，支持路遙的唯一力量是讀者，“你之所以還能堅持，是因為(wei) 你的寫(xie) 作幹脆不麵對文學界，不麵對批評界，而直接麵對讀者。隻要讀者不遺棄你，就證明你能夠存在。其實，這才是問題的關(guan) 鍵。讀者永遠是真正的上帝”。

一部隻麵對“讀者上帝”創作也深受“讀者上帝”喜愛的作品必然包含了中國當代讀者認同機製中最普遍、最恒定的要素，通過挖掘這些要素可以探究出“現實主義(yi) 長銷書(shu) ”的基本模式，對當下的文學生產(chan) 有重要的參照價(jia) 值。

受歡迎的文學原因

從(cong) 讀者調查的情況來看，《平凡的世界》在讀者中深受歡迎最主要的原因是這部作品對農(nong) 村生活的真實描寫(xie) 和主人公（如孫少安、孫少平）艱難奮進的個(ge) 人經曆在讀者中引起極大的情感共鳴，那些如夢魘般的生活經曆通過一個(ge) 個(ge) 精雕細鏤的細節描寫(xie) 勾起有相似經曆者刻骨銘心的記憶。

尤為(wei) 可貴的是，路遙在創作中始終要求自己“不失普通勞動者的感覺”，他不是像“民粹派”“啟蒙者”那樣“到民眾(zhong) 中去”，而是“從(cong) 民眾(zhong) 中來”，他不是為(wei) 民眾(zhong) “代言”，而是為(wei) 他們(men) “立言”，他自身的形象經常是與(yu) 筆下的典型人物形象——渾身沾滿黃土但誌向高遠的“能人”“精人”合二為(wei) 一。以“血統農(nong) 民”的身份塑造出從(cong) 中國農(nong) 村底層走出來的個(ge) 人奮鬥的“當代英雄”，這是路遙對當代文學的獨特貢獻。

以紮實可信的細節創造逼真的現實感，這本就是現實主義(yi) 作品最基本的魅力所在。路遙與(yu) 其前輩作家的不同之處在於(yu) ，他書(shu) 寫(xie) 的不是集體(ti) 的記憶，而是個(ge) 人的記憶。無論是孫少安辦磚場還是孫少平求學打工，都不再像“梁生寶買(mai) 稻種”那樣是肩負集體(ti) 的使命，而隻是為(wei) 了自己更好地“活人”。在社會(hui) 主義(yi) 現實主義(yi) 的作品中，“個(ge) 人記憶”一直受到“集體(ti) 記憶”的壓抑，而正是這些被壓抑、被扭曲的“個(ge) 人記憶”實際上構成了一些“流行革命經典”的流行因素，但它一直沒有得到真正自由充分地書(shu) 寫(xie) 。

在《平凡的世界》之前的“傷(shang) 痕文學”“改革文學”中，主人公所負載的仍主要是“集體(ti) 記憶”，隻不過支撐這些“集體(ti) 記憶”的意識形態係統有所變更。《平凡的世界》是路遙立意創作的一部史詩性的作品，政治鬥爭(zheng) 一直是這部作品的大背景和情節主線，但路遙有意讓他的主人公遠離政治旋渦的中心，孫少安、孫少平的成長曆程基本像約翰克利斯朵夫、於(yu) 連那樣是在特定曆史環境下的個(ge) 人奮鬥。

這種向經典現實主義(yi) 回歸的努力使“典型人物”從(cong) “高大全”中解放出來，成為(wei) 既紮根於(yu) 黃土地、又閃耀著“永恒的人性”光輝的 “民間原型”，也使“批判現實主義(yi) ”批判、抗爭(zheng) 的對象從(cong) 具體(ti) 的政治製度、社會(hui) 現實轉移到更廣義(yi) 、抽象的生活、命運。同時，也使這部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脫離了具體(ti) 的時代背景，在中國當代的文學生產(chan) 環境中獲得了更廣泛的適應性：既以樸實、真實深得讀者信賴，又在被主流意識形態接納的過程中比《白鹿原》等作品順利。

優(you) 秀的現實主義(yi) 作品不但能創造出逼真的現實感，還能成功地創造一種烏(wu) 托邦式的意識形態幻覺。《平凡的世界》裏那套紮紮實實的現實描寫(xie) 背後有一種非常光明樂(le) 觀的信仰：聰明、勤勞、善良的人最終會(hui) 豐(feng) 衣足食、出人頭地、光宗耀祖。書(shu) 中一個(ge) 個(ge) 推動故事發展的情節安排都是基於(yu) 這種信仰，這給了讀者極大的心理滿足和閱讀快感。

路遙是一位真誠而敏感的作家，他在書(shu) 中也寫(xie) 到了一些改革的負麵效應，如孩子們(men) 不再上學，農(nong) 民掠奪性地使用土地，農(nong) 民的欲望被刺激起來，“共產(chan) 主義(yi) 時代”的溫情關(guan) 係解體(ti) ……但後來生存境遇越來越惡化的農(nong) 民不堪重負被迫出外打工、社會(hui) 腐敗和不公現象益發嚴(yan) 重的情況此時還沒有出現。

正是這樣一個(ge) 相對的“黃金時代”的生活基礎，奠定了這套樸素信仰的“光明內(nei) 核”：社會(hui) 雖然有無數的不公正，但通過不屈不撓的艱苦奮鬥終能獲得成功和幸福。這套信仰是民間土生土長的，又合資本主義(yi) 個(ge) 人奮鬥的精神，它提倡以個(ge) 人的而非集體(ti) 的方式改變底層人民的命運，在一個(ge) “後革命”的時代正是政府倡導、老百姓普遍接受的主流意識形態。

其實，《平凡的世界》數十年來魅力不減，而且越來越在讀者的閱讀生活中占據中心位置的原因正在於(yu) 這種時間上的錯位：當年孫少安、孫少平麵臨(lin) 的生存困境至今在很大程度仍是廣大農(nong) 村青年現實麵臨(lin) 的困境，對於(yu) 許多希望憑一己之力改變命運的求學者、打工者來說，他們(men) 甚至麵臨(lin) 著更殘酷的生存壓力。而路遙在“相對黃金時代”形成的“黃金信仰”又在一個(ge) 道德危機的時代為(wei) 苦苦掙紮著的下層青年帶來了難得的溫暖和有力的撫慰。同時，這套信仰也使其作品在客觀真實性和意識形態的包容性之間達到了極佳的平衡。

如果路遙沒有在1992年英年早逝，他的創作生命一直延續至今，麵對著眾(zhong) 多當代作家所麵對的不那麽(me) “明朗”的現實，以路遙的敏感和真誠，他的作品裏還能有如此堅定的“黃金信仰”嗎？抽掉了這樣的“黃金信仰”，現實主義(yi) 作品還能保持長銷書(shu) 的魅力嗎？答案是不容樂(le) 觀的。

即使如此，作為(wei) 標尺，《平凡的世界》創下的被廣泛認同的文學模式及其“耐人尋味”的流通方式都可以在很長一段時間內(nei) 為(wei) 同類作品的生產(chan) 提供一個(ge) 有多麵價(jia) 值的參照。

雖說一部作品主要憑借自身的魅力在一兩(liang) 代人之間“默默流傳(chuan) ”，這本身就是一種光榮和偉(wei) 大，但不借助文學史的力量，這樣的光榮與(yu) 偉(wei) 大很可能會(hui) 被曆史長河淹沒得不留痕跡。盡管當代受眾(zhong) 的接受程度不能作為(wei) 評判一部作品文學價(jia) 值的主要標準，但所謂文學標準也不是絕對的，它本身會(hui) 隨著“審美領導權”的變化不斷調整。當然，調整也不是自動發生的。及時發現、認真審視那些被忽略了的重要的文學現象，以使之不成為(wei) 文學史永久的“盲點”，這也正是當代文學研究者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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