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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探秘：一次死裏逃生，讓她轉投這個領域，把自己當做了研究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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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探秘：一次死裏逃生，讓她轉投這個領域，把自己當做了研究對象
圖片來源：Pixabay
在1,2000米的高空，飛機艙狹小的洗手間內，瑪格麗特·麥金農（Margaret McKinnon）正努力嚐試打開水龍頭，但水怎麽也流不出來。當時是 2001年8月24日，剛過了格林威治時間早上5:45，麥金農正處在大西洋中部的高空。
她離開自己機艙中部的座位時，不久前剛成為她丈夫的約翰·巴爾卡斯（John Baljkas）還在熟睡中。這對來自加拿大多倫多的新婚夫婦正飛往葡萄牙度蜜月。距離目的地不到兩小時，麥金農想回到座位，在著陸之前再小睡一會兒，但無論她怎麽鼓搗洗手池，水都不出來。她並不知道，洗手間的供水係統依靠飛機噴氣發動機產生的氣壓運作，她也不知道，水龍頭的小問題可能預示著更嚴重的大故障。
就在麥金農沿著黑暗的機艙通道走回巴爾卡斯身邊的座位時，她注意到乘客們開始騷動起來。機艙上方的折疊電視屏幕剛剛放完了電影《濃情巧克力》（Chocolat）沒幾分鍾就突然中斷了，而艙內的燈閃爍不停。
她在丈夫身邊坐了下來，他也剛好醒了過來。飛機廣播響起，一開始是葡萄牙語：“各位乘客請注意……”倆人聽不懂，但他們發現周圍乘客變得異常警覺，甚至哭出了聲。然後傳來了英文廣播：“我們的機長遇到了一些問題。”
麥金農和巴爾卡斯聽到了“迫降”（ditch）這個詞，但他們一下子沒反應過來。空乘人員紛紛出動，指導乘客從座位底下抽出救生衣，告訴大家脫掉自己的鞋子，並用三種語言不停重複。一位空乘開始說話，但還沒說完就崩潰大哭起來。剛才那個“迫降”的意思更明確了，“飛機要在水上迫降”，另一位空乘解釋說。
對講機突然沒了聲音。麥金農聽到飛機中部傳來一陣噪聲。哢噠，好像飛機的某一部分熄火了。然後，本來隆隆作響的發動機安靜了下來，突然之間，他們身邊充斥著空氣摩擦機身發出的尖嘯聲。然後一片死寂。
早上6點26分，麥金農聽到：“發動機熄火了。”
現在，這部重達153噸的龐大機器喪失了動力，由於缺乏推動它繼續前進的水平推力，飛機變成了一架隨風飄蕩的紙飛機，開始從1.2萬米的高空向下滑落。
“我們要死了！”一位乘客尖叫道。
1
從小到大，麥金農聽過不少來自事故現場的故事。她的父親是消防局副局長，母親是護士。在自家的客廳裏總能聽到的生死攸關的故事成了她原本平凡的童年生活的一部分，這讓她想要成為一名作家，書寫人們遭遇創傷後努力康複的經曆。但進入大學後，主修心理學的她被興趣帶上了另一條路。
麥金農與巴爾卡斯訂婚時，她在加拿大多倫多大學（University of Toronto）攻讀博士學位，研究記憶及其在大腦中的通路。巴爾卡斯是美術設計專業的研究生，他倆在高中時就通過朋友相識。巴爾卡斯頭腦冷靜，很有邏輯。而她則富有同情心，勇於探索。“不會有事的。”在飛機來回晃動時，巴爾卡斯這麽安慰她。
在機艙內，一對夫婦努力想要給自己年幼的孩子套上救生衣。麥金農和巴爾卡斯周圍的人們或在祈禱，或在低語，或在抽泣，用葡萄牙語呼喚聖母的名字，祈求神明護佑自己的安全。也有人向自己的子女告別。而麥金農一直患有哮喘，她盡可能地讓自己多吸氣。
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她能感覺到飛機滑翔時，時而轉向，時而搖晃。氧氣罩從上方掉落下來，但其中一些沒有氧氣。“上帝啊，請讓一切就此結束吧。”傳來了某人的祈禱聲，“請快些結束吧。”
麥金農至今記得她當時的所思所想：我一生順遂，我很愛我的丈夫。隨她的情緒越來越煩躁，越來越恐懼，飛機下落的速度也越來越快，她覺得自己已經向死亡投降了。她明白，飛機幸免於水上墜毀的幾率微乎其微。
但即使她接受了這樣的結局，巴爾卡斯對此完全拒絕。他相信無論如何，他們都會活下來。他這樣計劃自己的逃生路線：他們會在大西洋的海麵上迫降，從逃生口爬出去，想辦法往岸邊遊。他知道他們倆人都擅長遊泳，他還合理地推斷，大西洋海水更暖，因此不會有體溫過低的風險。
在空客330這架寬體客機持續下落時，他告訴麥金農：“我們需要穿上鞋子。”
她緊緊握住了他的手。
“我們不會有事的。”他繼續安慰她。
這場折磨持續了大概30分鍾。終於，副駕駛宣布，在接下來的5到7分鍾內，他們會嚐試降落到葡萄牙亞速爾群島（Azores）的特塞拉島（Terceira）上。機長操控飛機進行了一次幅度巨大的螺旋形轉彎，旋轉滑行的飛機猛烈傾倒，將所有人甩向一側，然後平穩下來，重新加速。麥金農的思緒也快速跳躍起來，從想象怎麽死在水中，變成死於地麵撞擊。她腦海中如此描繪著：飛機像犁地一樣衝進地麵，周圍的人會統統因此喪命。
機艙窗外正是黎明前的黑暗，幾乎什麽都看不清，但麥金農還是瞥見了陸地，然後又是水麵。不到最後一秒，誰都不知道他們下方到底是什麽。
最終，飛機的起落架狠狠地撞上了堅硬的地麵。麥金農的身體猛地向前一撲，她的雙耳充斥著飛機與地麵刮擦的刺耳噪聲，直到飛機停了下來。乘客們開始鼓掌歡呼，但很快，空乘將所有人趕到緊急出口滑梯，擔心飛機在地麵上發生爆炸。巴爾卡斯想到他們接下來需要現金和身份證，於是趕緊抓上了錢包。
所有人離開飛機之後，機場巴士趕到現場，將嚇得渾身顫抖、心緒不安的乘客們帶到了一座小型候機樓。不知怎麽，就在那令人既欣慰又仍然恐懼的時刻，麥金農的科學好奇心突然“上線”。經曆過這些的人們會如何記住這場事故？事後她回想起來，當時周圍的乘客基本都處在“行屍走肉”的狀態。麥金農還看到有人仍穿著救生衣，趴在地上，到處能聞到嘔吐物的氣味。“太可怕了。”她這麽回憶道，“太殘酷了。”但與此同時，在那一刻她還想著可能從這些人身上了解到些什麽。就在飛機迫降幾小時後，她思索著：我們應該好好研究研究這件事。
2
不到三周後，麥金農和巴爾卡斯返回了加拿大，接受了美國電視主播克裏斯·漢森（Chris Hansen）主持的一係列采訪，漢森當時正在為NBC電視台黃金時段的新聞節目Dateline籌備一期特別節目，專門報道越洋航空236航班的緊急迫降奇跡。就在兩人接受完采訪後的第二天，兩架飛機撞入了美國紐約世貿中心，另一架撞入了五角大樓，而第四架飛機墜毀於賓夕法尼亞州的田地上。
正當全球仍處在911事故帶來的震驚情緒之中時，麥金農發現自己對那些坐在被劫持飛機上的乘客抱有強烈的認同感，她描述說：“那種感覺就好像你注定要死在飛機上，而且死亡越來越近。”她夜晚還做噩夢，夢到越洋航空的飛機撞上了世貿中心雙子塔。但對巴爾卡斯來說，恐怖襲擊與他們那次和死亡擦肩而過的經曆完全沒有關係。麥金農想搞清楚，其他事故幸存者擁有怎樣的感受。
2002年4月2日，麥金農和巴爾卡斯一起在家觀看了 Dateline 的特別報道。那時，麥金農在大西洋上方的經曆已經極大地改變了她的生活和事業。她仍然是一位雄心壯誌的年輕科學家，當時正在多倫多著名的羅特曼研究所（Rotman Research Institute）做博士後。但她外出旅行時總是高度戒備，很容易受到驚嚇。她晚上噩夢不斷，焦慮讓她不停閃回到自己坐在飛機上的那段時光。這有點像她的童年，不斷聽到警察和火災故事。隻是這次侵入意識中的生死攸關的場景正是她自己的記憶，她無法將這些片段關閉，讓噩夢遠離自己。
她的研究方向也開始發生改變。在事故之前，她研究的內容是音樂與認知，然後是阿爾茨海默病患者的記憶。但如今，她越來越對記憶與創傷後應激障礙（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感興趣，這恰恰是她本人的親身經曆。麥金農接受的是加拿大傳統的神經心理學教育，這門學科的研究基礎建立在大腦的異常狀態之上——因受傷、手術或者疾病而發生變化，結果產生了特殊的行為和精神狀態。現在，她對自己的大腦產生了興趣。她想要知道，為什麽焦慮誘發的記憶閃回如此折磨著她，而其他經曆同樣事件的人，包括自己的丈夫在內，都沒有受到影響。巴爾卡斯不做惡夢，也絲毫沒有因為這件事而產生任何變化或困擾不已。他隻是很高興自己還活著。
麥金農從來沒有忘記在那天亞速爾群島產生的想要研究236航班的想法。她返回加拿大之後，和羅特曼研究所自己的一位導師討論了這一想法，這位導師是神經心理學家布萊恩·列文（Brian Levine），他自己恰好也有同樣的念頭。畢竟，不是每天你都有機會接觸到一群共同經曆30分鍾瀕死體驗的人類被試，而且一切又恰好“接近實驗室條件”。兩人意識到，研究這樣一場近乎致命的事故也史無前例。他們開始合作，但麥金農不僅會成為這篇研究論文的作者之一，她還會作為預實驗的被試，幫助研究一方打磨研究方法。
兩位科學家花費了數年時間尋找願意參加研究的乘客。最終，19人加入了他們的研究。其中一半的人和麥金農一樣，生活在PTSD的陰影下。而另外一半則和巴爾卡斯一樣，絲毫不受影響。研究主要涉及兩大部分：對幸存者展開一係列大腦掃描，並完成結構化的訪談，這之後列文和麥金農來分析結果。
長久以來，心理學家一直將長期的自傳體記憶（autobiographical memory）分為兩類，每一類保存在人類不同腦區。一類是情景記憶（episodic memory），它和個體情緒化、具象的第一人稱視角相關聯，例如麥金農在236航班下落過程中掙紮著呼吸的記憶；第二類是非情景記憶（non-episodic memory），它更多是對事實的記憶，脫離於個體的主觀體驗，比如麥金農對航班號的記憶。科學家想要清楚地知道，對這兩類記憶受試者各保留了多少，他們這些記憶的準確性有多高。在大腦掃描過程中，他們則試圖探查，在觀看生動再現事故的視頻時，幸存者會做出何種神經響應。
就這樣，2004年，麥金農在自己的研究中，把自己當作了小白鼠，麵朝上躺進了磁共振成像儀，看著鏡子中反射的視頻片段：一架飛機從跑道上起飛升空；飛行航線圖；飛行畫麵之間時不時插入《濃情巧克力》片段。麥金農的眼前還閃現了自己年輕時的臉龐：純素顏、藍色眼睛，留著波波頭。
對麥金農來說，觀看Dateline的片段讓她產生了時光倒流的感覺。“轟的一聲，我的身體好像又回到了小島上方。”她回憶道。就好像她被困在了自己的情景記憶中：又一次身處機艙內，努力呼吸，即將死亡的意識徹底占據著她的身心。這不僅僅是記憶，而是一種全方位的軀體感受。混亂和恐懼的浪潮此起彼伏。
麥金農還沒有意識到她參與這項研究會給她的情緒帶來多大的負擔。情景再現帶給她的不僅是精疲力盡。閱讀其他幸存者的調查問卷更是如此，最終她把其中一些人的記憶加入了自己的時間線——有些被試想起的是麥金農所沒有的記憶：他們聞到了燃燒的氣味。黑暗。空乘顫抖的聲音。機長大聲說：“當我喊‘抱頭！抱頭！’的時候，所有人向前俯身，雙手抱住自己的頭。”
一些人還記得機長在著陸前的倒數。其他人提到了一片靜寂和風聲。他們都回憶起飛機在天上猛烈地轉了好幾個大彎。機內傳出了嗖嗖的響聲，然後是求助的哭聲。一些人還回憶說聽到機長講“我們要進入水麵了。”然後是急速下墜的感覺。尖叫聲。他們記得機長突然喊道：“我們找到跑道了！我們找到跑道了！”
研究最後以兩篇論文的形式，分別於2014年和2015年發表在《臨床心理科學》（Clinical Psychological Science）期刊上，越洋航空 236 航班的研究毫不意外地發現，當幸存者看到飛機迫降視頻時，他們大腦內杏仁核、海馬、額中線區和後腦區等情緒記憶核心區域的血液流動有所增加。當研究者讓這些幸存者觀看911新聞報道視頻時，很多人的大腦也表現出類似的活性增強。對照組受試者對於兩場災難都表現出更多的神經應答。對於幸存者來說， 236航班的創傷記憶似乎超越了事件本身。
但也許最出人意料的發現在於，236航班的所有乘客，不論後來患沒患上PTSD，都表現出了心理學家所說的“穩健記憶增強”（robust mnemonic enhancement）現象。兩組人對事故的記憶事無巨細，提供了異常豐富的第一人稱細節。長久以來，PTSD 一直被認為與保留有栩栩如生的記憶有關。但很明顯，研究發現，雖然有些個體保留著清晰的創傷記憶，但並不意味著這些記憶會困擾他們。
對麥金農和她的同事來說，這表示PTSD不一定受到這種保存在大腦中的情緒記憶的驅動。應該還有其他事物，讓擁有這些記憶的人容易受困其中。
3
在這些發現公布於世之際，麥金農已經在創傷性記憶研究領域小有名氣。如今，她常常和另外一名神經科學家、精神病學教授露絲·拉尼烏斯（Ruth Lanius）合作展開研究，後者是一位發表過150多篇研究創傷應激的論文和著作的權威人士。
拉尼烏斯曾研究過一對經曆了類似意外，卻以明顯不同的方式遭受精神創傷的已婚夫婦。他們在高速公路上駕車行駛時，不幸卷入了一場 100 輛車連續追尾的重大事故。他們被困在自己車內，聽到附近一輛熊熊燃燒的車中，有孩子求救的哭聲。他們聽著孩子呼救，卻無能為力，直到聲音漸漸消失。在接受拉尼烏斯團隊訪談的時候，丈夫回想起來，在這場折磨中他越來越焦慮，瘋狂地想讓兩人逃出車外。但他的妻子則描述說當時感到“震驚、冰冷、麻木”，她動彈不得，更不要說想辦法逃出去了。
圖片來源：Pixabay
拉尼烏斯讓這對夫婦在收聽自己所經曆的事故音頻報道的同時接受了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掃描。夫妻兩人的神經和生理應答反映出他們在真實事件中的實際體驗。丈夫心跳加速，大腦特定區域的血液氧含量提升。與他相反的是他的妻子，心跳保持在基本水平，而特定腦區處於“停機狀態”。
兩人都出現了創傷後應激症狀，但妻子的症狀似乎與眾不同。拉尼烏斯的後續研究發現，實際上，30%的PTSD患者都經曆過這種“麻木效應”（numbing effect）。對某一類遭受創傷的受害者來說，一段記憶可能喚醒全身的感官和恐懼感，好像遭受了猛烈的刺激一般，人變得極度亢奮。而另一類人可能關閉所有的感官，與世隔絕。這兩種應答都是對健康生活不利的。實際上，拉尼烏斯的研究確有指導意義，PTSD的這種“解離現象”被添加進了精神病診斷“聖經”——《精神障礙診斷與統計手冊》（DSM）中。
如今，麥金農和拉尼烏斯成為了引領創傷幹預與治療潮流的人，她們認為這個領域亟需變革。對於那些遭受各種複雜多樣的創傷性經曆折磨的患者，醫生往往統一診斷為PTSD，而提供的治療藥物和方法也常常過於籠統。多年來，PTSD的主要療法基本上以談話為主：比如暴露療法（exposure therapy），這一療法讓患者再次回憶起他們所懼怕的記憶和情景，期望最終“脫敏”——消除恐懼感。還有一種是認知行為療法（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一種以解決問題為導向的對話方式，旨在確定並挖掘出患者那些關於自己創傷無益的信念。
但在許多像麥金農和拉尼烏斯這樣的研究人員眼中，人們對於創傷的響應各不相同，且對部分受害者來說，主要原因並不在於錯誤信念，而是由於他們的大腦、軀體、背景和環境存在真實差異。創傷研究者的任務就是深入了解這些差異，從而提供適合他們的療法。
這兩位女科學家和領域內的其他人同心協力，改進了一些療法，遠不止於談論可怕的記憶。其中一種方法名為“眼動脫敏再處理”（Eye Movement Desensitization and Reprocessing，簡稱EMDR）。在一場療程中，治療師要求患者腦中一直回憶創傷性記憶，同時會提示患者讓他們有節奏地左右搖擺視線。這聽上去很奇怪，但由於其治療效果，該方法逐漸被主流醫學界所接受。科學家如今還沒有找到這個方法會奏效的具體原因，但患者通常能夠擺脫創傷性記憶帶來的主觀恐懼感，將其轉變成一段普通記憶。有些人認為，這一技巧模仿了大腦在快速眼動（REM）睡眠過程中整合加工記憶的過程。
另一方法更具爭議，稱為神經反饋（neurofeedback）。這種方法要求患者戴上腦電電極帽，坐在屏幕前盯著自己的腦波圖形，然後要求患者想辦法以某種方式改變腦波，比如利用視頻遊戲。拉尼烏斯已經展開過研究，探討將神經反饋作為 PTSD 療法。
麥金農現在是加拿大麥克馬斯特大學（McMaster University）精神病學副教授，也是安大略省霍姆伍德健康中心（Homewood Research Institute）的資深教授，她已經研究過一些替代療法，而且自己也親自嚐試過幾種，比如 EMDR。她在研究中的經曆仍然非常個性化。而對其他創傷性經曆下的幸存者的親切感將麥金農帶到了許多人的麵前，她接觸到了無數士兵、醫護人員、退伍軍人、警察、強奸受害者、以及事故幸存者的思想和記憶。最近數月，她尤其密切關注著一個越來越龐大的新群體，這一群體也與創傷記憶苦苦爭鬥：2020 年 4 月，加拿大衛生研究院（Canadian Institutes of Health Research）為麥金農和拉烏尼提供了100萬美元的基金，研究全國在一線對抗新冠疫情的醫護工作者。
4
你也許會說，在新冠疫情時代，我們所有人共同經曆著這一集體創傷。對這種共同創傷，我們每個人應對的方式各不相同。一些人雖然感到憤怒、悲傷和沮喪，但他們傾向於平靜接受一切，來擺脫現實的煩惱；另一些人則陷入了嚴重的抑鬱或者焦慮狀態，因擔心情況失控而持續恐懼。還有一些人選擇否認這一切。
這些處理壓力、焦慮和創傷的方式天差地別，但都具有生物和環境基礎。對大部分人來說，突如其來的車禍、迫在眉睫的墜機、威脅生命的襲擊、甚至一把被可能被新冠感染者用過的牙刷，都能引發“戰鬥或者逃跑”（fight-or-flight）反應，釋放出諸如皮質醇和腎上腺素等應激激素。而像去甲腎上腺素、腎上腺素和多巴胺這樣的神經遞質會進入杏仁核，刺激大腦通知心髒加速跳動，讓肺加速呼吸，使個人情緒和敏銳度保持高度警備狀態。
圖片來源：Pixabay
對於大多數不易患PTSD的人來說，如果他們立刻開始接受幹預和治療，這些症狀可能會在幾個月之後開始消退。但對於一些容易產生 PTSD 的人，創傷性事件會讓這些應激激素過度運作。大腦可能陷入了“逃跑或者戰鬥”的恒定狀態，這種長期慢性應激會阻礙幹細胞發生、大腦連接形成、神經元生長，讓人變得更加脆弱，更容易患上心髒病、中風、糖尿病和癌症等慢性疾病。
什麽讓有些人容易患上PTSD，仍然是一個很大的謎團。“我們知道存在哪些風險因素。”麥金農說，“但我們確實沒有準確的預測方式判斷一個人是否會發展成PTSD。”擁有創傷曆史的個體可能會更加脆弱，她補充道，還有我們中那些一直被社會邊緣化的群體，遭受欺侮、嘲弄、歧視的人，或者成長於有毒的社會壓力環境中的人。麥金農說在她登上236航班之前就有過一段抑鬱史，而科學家也相信，抑鬱也可能是PTSD的風險因素之一。
但她和拉尼烏斯希望有朝一日可能幫助那些身陷PTSD的患者，改善他們的症狀和日常生活功能。至少在某些方麵，拉尼烏斯和麥金農抱有信心：她們相信，治療創傷不僅僅是檢驗或者擦除壞的記憶，而是與此相反——關鍵是要認識到，對於有些記憶，你能夠站遠些，從第三人稱的角度來看待，就好像在講述他人的故事一樣。
倆人已經研發出一係列技術方法，幫助從創傷性事件幸存下來的人們向前走，遠離那些主觀幹擾性記憶的重複體驗。有了主動意識、練習、治療，以及有時候像EMDR和神經反饋這樣的幹預措施，患者專注於他們能夠控製的方麵，希望最終能夠充滿信心、毫無畏懼地超脫於記憶之外，就像一位無所不知的講述者一樣。
最近，麥金農說她“現在能像講故事一樣”講述自己在236航班上的經曆。如今，她能夠不在痛苦、心悸和厄運降至的壓迫感下回顧所有的細節。那一天造成的 PTSD 已得到抑製，夜晚的噩夢也越來越少。她能夠講述事件發生的先後情況，重述自己當時的所思所想，就好像在閱讀文獻一樣。
“我隻是在陳述事實。”麥金農解釋說，“我已經能有意識地控製自己去這麽做了。”
撰文：Erika Hayasaki
翻譯：阿金
審校：魏瀟
引進來源：wired
引進鏈接：https://www.wired.com/story/remember-disaster-without-being-shattered-ptsd-covid/
本文來自：環球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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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2000米的高空，飛機艙狹小的洗手間內，瑪格麗特·麥金農（Margaret McKinnon）正努力嚐試打開水龍頭，但水怎麽也流不出來。當時是 2001年8月24日，剛過了格林威治時間早上5:45，麥金農正處在大西洋中部的高空。
她離開自己機艙中部的座位時，不久前剛成為她丈夫的約翰·巴爾卡斯（John Baljkas）還在熟睡中。這對來自加拿大多倫多的新婚夫婦正飛往葡萄牙度蜜月。距離目的地不到兩小時，麥金農想回到座位，在著陸之前再小睡一會兒，但無論她怎麽鼓搗洗手池，水都不出來。她並不知道，洗手間的供水係統依靠飛機噴氣發動機產生的氣壓運作，她也不知道，水龍頭的小問題可能預示著更嚴重的大故障。
就在麥金農沿著黑暗的機艙通道走回巴爾卡斯身邊的座位時，她注意到乘客們開始騷動起來。機艙上方的折疊電視屏幕剛剛放完了電影《濃情巧克力》（Chocolat）沒幾分鍾就突然中斷了，而艙內的燈閃爍不停。
她在丈夫身邊坐了下來，他也剛好醒了過來。飛機廣播響起，一開始是葡萄牙語：“各位乘客請注意……”倆人聽不懂，但他們發現周圍乘客變得異常警覺，甚至哭出了聲。然後傳來了英文廣播：“我們的機長遇到了一些問題。”
麥金農和巴爾卡斯聽到了“迫降”（ditch）這個詞，但他們一下子沒反應過來。空乘人員紛紛出動，指導乘客從座位底下抽出救生衣，告訴大家脫掉自己的鞋子，並用三種語言不停重複。一位空乘開始說話，但還沒說完就崩潰大哭起來。剛才那個“迫降”的意思更明確了，“飛機要在水上迫降”，另一位空乘解釋說。
對講機突然沒了聲音。麥金農聽到飛機中部傳來一陣噪聲。哢噠，好像飛機的某一部分熄火了。然後，本來隆隆作響的發動機安靜了下來，突然之間，他們身邊充斥著空氣摩擦機身發出的尖嘯聲。然後一片死寂。
早上6點26分，麥金農聽到：“發動機熄火了。”
現在，這部重達153噸的龐大機器喪失了動力，由於缺乏推動它繼續前進的水平推力，飛機變成了一架隨風飄蕩的紙飛機，開始從1.2萬米的高空向下滑落。
“我們要死了！”一位乘客尖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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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小到大，麥金農聽過不少來自事故現場的故事。她的父親是消防局副局長，母親是護士。在自家的客廳裏總能聽到的生死攸關的故事成了她原本平凡的童年生活的一部分，這讓她想要成為一名作家，書寫人們遭遇創傷後努力康複的經曆。但進入大學後，主修心理學的她被興趣帶上了另一條路。
麥金農與巴爾卡斯訂婚時，她在加拿大多倫多大學（University of Toronto）攻讀博士學位，研究記憶及其在大腦中的通路。巴爾卡斯是美術設計專業的研究生，他倆在高中時就通過朋友相識。巴爾卡斯頭腦冷靜，很有邏輯。而她則富有同情心，勇於探索。“不會有事的。”在飛機來回晃動時，巴爾卡斯這麽安慰她。
在機艙內，一對夫婦努力想要給自己年幼的孩子套上救生衣。麥金農和巴爾卡斯周圍的人們或在祈禱，或在低語，或在抽泣，用葡萄牙語呼喚聖母的名字，祈求神明護佑自己的安全。也有人向自己的子女告別。而麥金農一直患有哮喘，她盡可能地讓自己多吸氣。
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她能感覺到飛機滑翔時，時而轉向，時而搖晃。氧氣罩從上方掉落下來，但其中一些沒有氧氣。“上帝啊，請讓一切就此結束吧。”傳來了某人的祈禱聲，“請快些結束吧。”
麥金農至今記得她當時的所思所想：我一生順遂，我很愛我的丈夫。隨她的情緒越來越煩躁，越來越恐懼，飛機下落的速度也越來越快，她覺得自己已經向死亡投降了。她明白，飛機幸免於水上墜毀的幾率微乎其微。
但即使她接受了這樣的結局，巴爾卡斯對此完全拒絕。他相信無論如何，他們都會活下來。他這樣計劃自己的逃生路線：他們會在大西洋的海麵上迫降，從逃生口爬出去，想辦法往岸邊遊。他知道他們倆人都擅長遊泳，他還合理地推斷，大西洋海水更暖，因此不會有體溫過低的風險。
在空客330這架寬體客機持續下落時，他告訴麥金農：“我們需要穿上鞋子。”
她緊緊握住了他的手。
“我們不會有事的。”他繼續安慰她。
這場折磨持續了大概30分鍾。終於，副駕駛宣布，在接下來的5到7分鍾內，他們會嚐試降落到葡萄牙亞速爾群島（Azores）的特塞拉島（Terceira）上。機長操控飛機進行了一次幅度巨大的螺旋形轉彎，旋轉滑行的飛機猛烈傾倒，將所有人甩向一側，然後平穩下來，重新加速。麥金農的思緒也快速跳躍起來，從想象怎麽死在水中，變成死於地麵撞擊。她腦海中如此描繪著：飛機像犁地一樣衝進地麵，周圍的人會統統因此喪命。
機艙窗外正是黎明前的黑暗，幾乎什麽都看不清，但麥金農還是瞥見了陸地，然後又是水麵。不到最後一秒，誰都不知道他們下方到底是什麽。
最終，飛機的起落架狠狠地撞上了堅硬的地麵。麥金農的身體猛地向前一撲，她的雙耳充斥著飛機與地麵刮擦的刺耳噪聲，直到飛機停了下來。乘客們開始鼓掌歡呼，但很快，空乘將所有人趕到緊急出口滑梯，擔心飛機在地麵上發生爆炸。巴爾卡斯想到他們接下來需要現金和身份證，於是趕緊抓上了錢包。
所有人離開飛機之後，機場巴士趕到現場，將嚇得渾身顫抖、心緒不安的乘客們帶到了一座小型候機樓。不知怎麽，就在那令人既欣慰又仍然恐懼的時刻，麥金農的科學好奇心突然“上線”。經曆過這些的人們會如何記住這場事故？事後她回想起來，當時周圍的乘客基本都處在“行屍走肉”的狀態。麥金農還看到有人仍穿著救生衣，趴在地上，到處能聞到嘔吐物的氣味。“太可怕了。”她這麽回憶道，“太殘酷了。”但與此同時，在那一刻她還想著可能從這些人身上了解到些什麽。就在飛機迫降幾小時後，她思索著：我們應該好好研究研究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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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三周後，麥金農和巴爾卡斯返回了加拿大，接受了美國電視主播克裏斯·漢森（Chris Hansen）主持的一係列采訪，漢森當時正在為NBC電視台黃金時段的新聞節目Dateline籌備一期特別節目，專門報道越洋航空236航班的緊急迫降奇跡。就在兩人接受完采訪後的第二天，兩架飛機撞入了美國紐約世貿中心，另一架撞入了五角大樓，而第四架飛機墜毀於賓夕法尼亞州的田地上。
正當全球仍處在911事故帶來的震驚情緒之中時，麥金農發現自己對那些坐在被劫持飛機上的乘客抱有強烈的認同感，她描述說：“那種感覺就好像你注定要死在飛機上，而且死亡越來越近。”她夜晚還做噩夢，夢到越洋航空的飛機撞上了世貿中心雙子塔。但對巴爾卡斯來說，恐怖襲擊與他們那次和死亡擦肩而過的經曆完全沒有關係。麥金農想搞清楚，其他事故幸存者擁有怎樣的感受。
2002年4月2日，麥金農和巴爾卡斯一起在家觀看了 Dateline 的特別報道。那時，麥金農在大西洋上方的經曆已經極大地改變了她的生活和事業。她仍然是一位雄心壯誌的年輕科學家，當時正在多倫多著名的羅特曼研究所（Rotman Research Institute）做博士後。但她外出旅行時總是高度戒備，很容易受到驚嚇。她晚上噩夢不斷，焦慮讓她不停閃回到自己坐在飛機上的那段時光。這有點像她的童年，不斷聽到警察和火災故事。隻是這次侵入意識中的生死攸關的場景正是她自己的記憶，她無法將這些片段關閉，讓噩夢遠離自己。
她的研究方向也開始發生改變。在事故之前，她研究的內容是音樂與認知，然後是阿爾茨海默病患者的記憶。但如今，她越來越對記憶與創傷後應激障礙（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感興趣，這恰恰是她本人的親身經曆。麥金農接受的是加拿大傳統的神經心理學教育，這門學科的研究基礎建立在大腦的異常狀態之上——因受傷、手術或者疾病而發生變化，結果產生了特殊的行為和精神狀態。現在，她對自己的大腦產生了興趣。她想要知道，為什麽焦慮誘發的記憶閃回如此折磨著她，而其他經曆同樣事件的人，包括自己的丈夫在內，都沒有受到影響。巴爾卡斯不做惡夢，也絲毫沒有因為這件事而產生任何變化或困擾不已。他隻是很高興自己還活著。
麥金農從來沒有忘記在那天亞速爾群島產生的想要研究236航班的想法。她返回加拿大之後，和羅特曼研究所自己的一位導師討論了這一想法，這位導師是神經心理學家布萊恩·列文（Brian Levine），他自己恰好也有同樣的念頭。畢竟，不是每天你都有機會接觸到一群共同經曆30分鍾瀕死體驗的人類被試，而且一切又恰好“接近實驗室條件”。兩人意識到，研究這樣一場近乎致命的事故也史無前例。他們開始合作，但麥金農不僅會成為這篇研究論文的作者之一，她還會作為預實驗的被試，幫助研究一方打磨研究方法。
兩位科學家花費了數年時間尋找願意參加研究的乘客。最終，19人加入了他們的研究。其中一半的人和麥金農一樣，生活在PTSD的陰影下。而另外一半則和巴爾卡斯一樣，絲毫不受影響。研究主要涉及兩大部分：對幸存者展開一係列大腦掃描，並完成結構化的訪談，這之後列文和麥金農來分析結果。
長久以來，心理學家一直將長期的自傳體記憶（autobiographical memory）分為兩類，每一類保存在人類不同腦區。一類是情景記憶（episodic memory），它和個體情緒化、具象的第一人稱視角相關聯，例如麥金農在236航班下落過程中掙紮著呼吸的記憶；第二類是非情景記憶（non-episodic memory），它更多是對事實的記憶，脫離於個體的主觀體驗，比如麥金農對航班號的記憶。科學家想要清楚地知道，對這兩類記憶受試者各保留了多少，他們這些記憶的準確性有多高。在大腦掃描過程中，他們則試圖探查，在觀看生動再現事故的視頻時，幸存者會做出何種神經響應。
就這樣，2004年，麥金農在自己的研究中，把自己當作了小白鼠，麵朝上躺進了磁共振成像儀，看著鏡子中反射的視頻片段：一架飛機從跑道上起飛升空；飛行航線圖；飛行畫麵之間時不時插入《濃情巧克力》片段。麥金農的眼前還閃現了自己年輕時的臉龐：純素顏、藍色眼睛，留著波波頭。
對麥金農來說，觀看Dateline的片段讓她產生了時光倒流的感覺。“轟的一聲，我的身體好像又回到了小島上方。”她回憶道。就好像她被困在了自己的情景記憶中：又一次身處機艙內，努力呼吸，即將死亡的意識徹底占據著她的身心。這不僅僅是記憶，而是一種全方位的軀體感受。混亂和恐懼的浪潮此起彼伏。
麥金農還沒有意識到她參與這項研究會給她的情緒帶來多大的負擔。情景再現帶給她的不僅是精疲力盡。閱讀其他幸存者的調查問卷更是如此，最終她把其中一些人的記憶加入了自己的時間線——有些被試想起的是麥金農所沒有的記憶：他們聞到了燃燒的氣味。黑暗。空乘顫抖的聲音。機長大聲說：“當我喊‘抱頭！抱頭！’的時候，所有人向前俯身，雙手抱住自己的頭。”
一些人還記得機長在著陸前的倒數。其他人提到了一片靜寂和風聲。他們都回憶起飛機在天上猛烈地轉了好幾個大彎。機內傳出了嗖嗖的響聲，然後是求助的哭聲。一些人還回憶說聽到機長講“我們要進入水麵了。”然後是急速下墜的感覺。尖叫聲。他們記得機長突然喊道：“我們找到跑道了！我們找到跑道了！”
研究最後以兩篇論文的形式，分別於2014年和2015年發表在《臨床心理科學》（Clinical Psychological Science）期刊上，越洋航空 236 航班的研究毫不意外地發現，當幸存者看到飛機迫降視頻時，他們大腦內杏仁核、海馬、額中線區和後腦區等情緒記憶核心區域的血液流動有所增加。當研究者讓這些幸存者觀看911新聞報道視頻時，很多人的大腦也表現出類似的活性增強。對照組受試者對於兩場災難都表現出更多的神經應答。對於幸存者來說， 236航班的創傷記憶似乎超越了事件本身。
但也許最出人意料的發現在於，236航班的所有乘客，不論後來患沒患上PTSD，都表現出了心理學家所說的“穩健記憶增強”（robust mnemonic enhancement）現象。兩組人對事故的記憶事無巨細，提供了異常豐富的第一人稱細節。長久以來，PTSD 一直被認為與保留有栩栩如生的記憶有關。但很明顯，研究發現，雖然有些個體保留著清晰的創傷記憶，但並不意味著這些記憶會困擾他們。
對麥金農和她的同事來說，這表示PTSD不一定受到這種保存在大腦中的情緒記憶的驅動。應該還有其他事物，讓擁有這些記憶的人容易受困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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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些發現公布於世之際，麥金農已經在創傷性記憶研究領域小有名氣。如今，她常常和另外一名神經科學家、精神病學教授露絲·拉尼烏斯（Ruth Lanius）合作展開研究，後者是一位發表過150多篇研究創傷應激的論文和著作的權威人士。
拉尼烏斯曾研究過一對經曆了類似意外，卻以明顯不同的方式遭受精神創傷的已婚夫婦。他們在高速公路上駕車行駛時，不幸卷入了一場 100 輛車連續追尾的重大事故。他們被困在自己車內，聽到附近一輛熊熊燃燒的車中，有孩子求救的哭聲。他們聽著孩子呼救，卻無能為力，直到聲音漸漸消失。在接受拉尼烏斯團隊訪談的時候，丈夫回想起來，在這場折磨中他越來越焦慮，瘋狂地想讓兩人逃出車外。但他的妻子則描述說當時感到“震驚、冰冷、麻木”，她動彈不得，更不要說想辦法逃出去了。
圖片來源：Pixabay
拉尼烏斯讓這對夫婦在收聽自己所經曆的事故音頻報道的同時接受了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掃描。夫妻兩人的神經和生理應答反映出他們在真實事件中的實際體驗。丈夫心跳加速，大腦特定區域的血液氧含量提升。與他相反的是他的妻子，心跳保持在基本水平，而特定腦區處於“停機狀態”。
兩人都出現了創傷後應激症狀，但妻子的症狀似乎與眾不同。拉尼烏斯的後續研究發現，實際上，30%的PTSD患者都經曆過這種“麻木效應”（numbing effect）。對某一類遭受創傷的受害者來說，一段記憶可能喚醒全身的感官和恐懼感，好像遭受了猛烈的刺激一般，人變得極度亢奮。而另一類人可能關閉所有的感官，與世隔絕。這兩種應答都是對健康生活不利的。實際上，拉尼烏斯的研究確有指導意義，PTSD的這種“解離現象”被添加進了精神病診斷“聖經”——《精神障礙診斷與統計手冊》（DSM）中。
如今，麥金農和拉尼烏斯成為了引領創傷幹預與治療潮流的人，她們認為這個領域亟需變革。對於那些遭受各種複雜多樣的創傷性經曆折磨的患者，醫生往往統一診斷為PTSD，而提供的治療藥物和方法也常常過於籠統。多年來，PTSD的主要療法基本上以談話為主：比如暴露療法（exposure therapy），這一療法讓患者再次回憶起他們所懼怕的記憶和情景，期望最終“脫敏”——消除恐懼感。還有一種是認知行為療法（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一種以解決問題為導向的對話方式，旨在確定並挖掘出患者那些關於自己創傷無益的信念。
但在許多像麥金農和拉尼烏斯這樣的研究人員眼中，人們對於創傷的響應各不相同，且對部分受害者來說，主要原因並不在於錯誤信念，而是由於他們的大腦、軀體、背景和環境存在真實差異。創傷研究者的任務就是深入了解這些差異，從而提供適合他們的療法。
這兩位女科學家和領域內的其他人同心協力，改進了一些療法，遠不止於談論可怕的記憶。其中一種方法名為“眼動脫敏再處理”（Eye Movement Desensitization and Reprocessing，簡稱EMDR）。在一場療程中，治療師要求患者腦中一直回憶創傷性記憶，同時會提示患者讓他們有節奏地左右搖擺視線。這聽上去很奇怪，但由於其治療效果，該方法逐漸被主流醫學界所接受。科學家如今還沒有找到這個方法會奏效的具體原因，但患者通常能夠擺脫創傷性記憶帶來的主觀恐懼感，將其轉變成一段普通記憶。有些人認為，這一技巧模仿了大腦在快速眼動（REM）睡眠過程中整合加工記憶的過程。
另一方法更具爭議，稱為神經反饋（neurofeedback）。這種方法要求患者戴上腦電電極帽，坐在屏幕前盯著自己的腦波圖形，然後要求患者想辦法以某種方式改變腦波，比如利用視頻遊戲。拉尼烏斯已經展開過研究，探討將神經反饋作為 PTSD 療法。
麥金農現在是加拿大麥克馬斯特大學（McMaster University）精神病學副教授，也是安大略省霍姆伍德健康中心（Homewood Research Institute）的資深教授，她已經研究過一些替代療法，而且自己也親自嚐試過幾種，比如 EMDR。她在研究中的經曆仍然非常個性化。而對其他創傷性經曆下的幸存者的親切感將麥金農帶到了許多人的麵前，她接觸到了無數士兵、醫護人員、退伍軍人、警察、強奸受害者、以及事故幸存者的思想和記憶。最近數月，她尤其密切關注著一個越來越龐大的新群體，這一群體也與創傷記憶苦苦爭鬥：2020 年 4 月，加拿大衛生研究院（Canadian Institutes of Health Research）為麥金農和拉烏尼提供了100萬美元的基金，研究全國在一線對抗新冠疫情的醫護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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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許會說，在新冠疫情時代，我們所有人共同經曆著這一集體創傷。對這種共同創傷，我們每個人應對的方式各不相同。一些人雖然感到憤怒、悲傷和沮喪，但他們傾向於平靜接受一切，來擺脫現實的煩惱；另一些人則陷入了嚴重的抑鬱或者焦慮狀態，因擔心情況失控而持續恐懼。還有一些人選擇否認這一切。
這些處理壓力、焦慮和創傷的方式天差地別，但都具有生物和環境基礎。對大部分人來說，突如其來的車禍、迫在眉睫的墜機、威脅生命的襲擊、甚至一把被可能被新冠感染者用過的牙刷，都能引發“戰鬥或者逃跑”（fight-or-flight）反應，釋放出諸如皮質醇和腎上腺素等應激激素。而像去甲腎上腺素、腎上腺素和多巴胺這樣的神經遞質會進入杏仁核，刺激大腦通知心髒加速跳動，讓肺加速呼吸，使個人情緒和敏銳度保持高度警備狀態。
圖片來源：Pixabay
對於大多數不易患PTSD的人來說，如果他們立刻開始接受幹預和治療，這些症狀可能會在幾個月之後開始消退。但對於一些容易產生 PTSD 的人，創傷性事件會讓這些應激激素過度運作。大腦可能陷入了“逃跑或者戰鬥”的恒定狀態，這種長期慢性應激會阻礙幹細胞發生、大腦連接形成、神經元生長，讓人變得更加脆弱，更容易患上心髒病、中風、糖尿病和癌症等慢性疾病。
什麽讓有些人容易患上PTSD，仍然是一個很大的謎團。“我們知道存在哪些風險因素。”麥金農說，“但我們確實沒有準確的預測方式判斷一個人是否會發展成PTSD。”擁有創傷曆史的個體可能會更加脆弱，她補充道，還有我們中那些一直被社會邊緣化的群體，遭受欺侮、嘲弄、歧視的人，或者成長於有毒的社會壓力環境中的人。麥金農說在她登上236航班之前就有過一段抑鬱史，而科學家也相信，抑鬱也可能是PTSD的風險因素之一。
但她和拉尼烏斯希望有朝一日可能幫助那些身陷PTSD的患者，改善他們的症狀和日常生活功能。至少在某些方麵，拉尼烏斯和麥金農抱有信心：她們相信，治療創傷不僅僅是檢驗或者擦除壞的記憶，而是與此相反——關鍵是要認識到，對於有些記憶，你能夠站遠些，從第三人稱的角度來看待，就好像在講述他人的故事一樣。
倆人已經研發出一係列技術方法，幫助從創傷性事件幸存下來的人們向前走，遠離那些主觀幹擾性記憶的重複體驗。有了主動意識、練習、治療，以及有時候像EMDR和神經反饋這樣的幹預措施，患者專注於他們能夠控製的方麵，希望最終能夠充滿信心、毫無畏懼地超脫於記憶之外，就像一位無所不知的講述者一樣。
最近，麥金農說她“現在能像講故事一樣”講述自己在236航班上的經曆。如今，她能夠不在痛苦、心悸和厄運降至的壓迫感下回顧所有的細節。那一天造成的 PTSD 已得到抑製，夜晚的噩夢也越來越少。她能夠講述事件發生的先後情況，重述自己當時的所思所想，就好像在閱讀文獻一樣。
“我隻是在陳述事實。”麥金農解釋說，“我已經能有意識地控製自己去這麽做了。”
撰文：Erika Hayasaki
翻譯：阿金
審校：魏瀟
引進來源：wired
引進鏈接：https://www.wired.com/story/remember-disaster-without-being-shattered-ptsd-covid/
本文來自：環球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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