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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疫科普：疫情會如何塑造人類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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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疫科普：疫情會如何塑造人類的未來？
圖片來源：Pixabay
SARS-CoV-2已經擴散到了全世界幾乎每一個國家。COVID-19對現代社會的破壞規模可能是現如今在世的很多人從未目睹的。
如此規模的全球大流行疾病可以說是不可避免的。近些年來，數百位衛生專家撰寫了許多書籍、白皮書和專欄，警告所有人很可能會發生下一場全球大流行病。比爾·蓋茨（Bill Gates）一直都在告誡聽得進勸的任何人，他那場TED演講已經有 1800萬觀看量。2008 年，我為《大西洋月刊》寫過一篇文章，警示美國並沒有為終將到來的下一場疾病大流行做好準備。而當下的確出現了這樣一種病毒。
所以，現在該怎麽辦？此前在某個深夜，我與一位懷著孕的朋友談了談這一場全球大流行病，當時再過幾天就到她的預產期了。我們意識到，她即將出生的孩子會是第一批踏入一個已經被COVID-19深刻改變的世界的新生大軍之一。我們決定稱這些孩子為“C世代”。可以預見，人們在接下來幾個星期所做的決定，以及我們所經曆的失去之痛，都將重新塑造 C 世代未來的生活。
首先來簡要回顧一下。《全球衛生安全指數》（Global Health Security Index）旨在評估全球所有國家麵對傳染病大流行的應對能力，其中美國以83.5分的最高分位居世界第一。這個國家素來以富有、強大和發達的形象示人，被認為是準備得最充分的國家，而這種幻覺被打碎了。雖然在兩三個月前，病毒在其他國家的擴散已經對美國發出了警示，但是當COVID-19最終真正席卷美國本土時，它失敗了。
波士頓大學醫學院的傳染科醫生納希德·巴德裏亞（Nahid Bhadelia）表示：“無論如何，即使是裝備最好的醫療衛生係統，（像SARS-CoV-2這樣的）病毒對它來說也是一次考驗。”新冠病毒的傳染性和致死率都高於季節性流感病毒，並且它更加隱蔽，在引發明顯症狀之前數日就悄悄感染了更多的人。為了牽製住這樣一種病原體，每一個國家和地區都必須開發出檢測手段，診斷出每一位感染者，進行隔離，並追蹤他們的密切接觸者。韓國、新加坡和中國香港等都在積極深入地實施這些防疫手段，而這些正是美國沒有做到的。
正如《大西洋周刊》之前的另一篇報道所言，美國疾病預防與控製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在今年 2 月開發並分發了一批存在缺陷的檢測試劑盒。獨立實驗室開發出了新的試劑盒，卻因為美國食品與藥品安全管理局（FDA）冗長的行政流程而遲遲無法獲批。在最關鍵的一個月內，美國的待檢測人數迅速增加到數萬人，可是僅有數百人得到檢測。美國作為一個生化研究超級大國，竟然連快速開發出簡單的檢測試劑盒都做不到，這實在令人難以想象。
在疫情早期檢測跟不上幾乎令其他所有防疫手段功虧一簣。如果當初美國可以精確地追蹤病毒的傳播軌跡，醫院就可以有條不紊地開展應對大流行病的工作安排。而且，醫療衛生係統的運作已經接近滿負荷狀態，並忙於應付嚴重的季節性流感，現在又突然要麵對一種新的病毒。
美國的醫療係統沒有預留太多應對危機的空間，而是寄希望於在緊急狀態下，其他不受影響的州為受影響的州提供幫助。這種理念適用於應對颶風或森林大火等地區性災害，並不適用於現在已經擴散至全美 50 個州的流行性傳染病。
今天這一局麵的出現，部分還因為白宮在科學專業素養方麵極其匱乏。大流行病應急籌備辦公室曾經是國家安全委員會（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NSC）的一部分，但是於2018年遭到解散。該團隊曾經的成員露西安娜·波利奧（Luciana Borio）呼籲政府“即刻行動，阻止疫情在美國暴發”，並且特別強調與私營機構合作，爭取開發出能夠快速診斷且便於使用的檢測試劑盒。但是由於這一辦公室已被解散，波利奧隻能通過《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發出這些警告，而無法直接對總統說出建議。美國沒有馬上行動，而是繼續坐視不管。
美國因為錯誤應對新冠疫情而導致的局麵，要比每一個與我交流過的衛生專家所害怕的還要嚴重。曾經在2014年協調美國應對西非埃博拉疫情爆發的羅恩·克萊恩（Ron Klain）感歎道：“（這比埃博拉）要糟糕多了。全球免疫和疫苗聯盟（GAVI）的首席執行官塞斯·伯克利（Seth Berkley）表示：“作為一個美國人，我嚇壞了。在整個工業世界中，美國可能會麵臨最嚴峻的疫情。”
未來數月美國將如何抗疫
美國的反應已經慢了一拍，很難再追上疫情的擴散勢頭——但也不是全無可能。醫護人員已經見到了令人憂心的跡象：防護裝備緊缺、病人數量持續增加、很多醫生和護士也被感染。
意大利和西班牙已經以殘酷的現實警示了美國之後可能陷入的狀況。由於醫院床位、防護裝備和醫護人員嚴重短缺，醫生沒有辦法治療和挽救每一個人，他們要被迫進行一種無法想象的選擇：理性評估後優先救治那些最有可能存活的病人，而放任其他人死去。美國的人均床位數要低於意大利。為了避免疫情造成的災難性後果，美國必須快速采取以下四項行動。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快速生產口罩、手套和其他個人防護裝備。如果醫護人員的健康都得不到保障，那麽整個響應機製都會癱瘓。導致這種短缺局麵的原因在於，醫院向來按需訂購醫療物資，這還依賴於複雜的國際供應鏈。可是這條供應鏈目前也正因為疫情影響而處於嚴重吃緊的狀態。
一些製造商已經開始直麵挑戰，生產抗疫物資，但是他們的付出隻是杯水車薪，而且物資分配很不合理。約翰·霍普金斯彭博公共衛生學院的托馬斯·英格利斯比（Thomas Inglesby）表示：“現在亟需對全美的後勤物資供應進行大型統籌。”他提議，可以抽調美國國防後勤部來處理這些事務，這是一個擁有26 000人的團隊，也曾經協助應對包括2014年埃博拉爆發在內的很多次公共衛生危機。
這個部門還可以協調第二項迫切需求：開發出大量的COVID-19檢測試劑盒。目前的檢測速度緩慢，這主要源於五類相關物品和人員的短缺：為檢測工作人員提供防護的口罩、取樣的咽拭子、從取樣樣本中提取病毒基因的試劑盒、試劑盒中的化學試劑，以及經過專業訓練的檢測人員。這其中的多數短缺都源於供應鏈的緊縮。美國主要依靠三家提取試劑生產廠家，這樣部署正是為了防止其中一家生產困難，然而這一次三家廠商都無法滿足全球的空前需求。與此同時，全球最大的咽拭子生產廠家之一正位於歐洲疫情最嚴重的地方：意大利的倫巴第大區。
一些短缺問題正在得到解決。FDA 現在正在加快審批通過由私立實驗室開發的檢測試劑盒。但是檢測仍然必須被小心使用。哈佛大學的馬克·利普西奇（Marc Lipsitch）建議，應當優先對醫務人員和住院病人進行檢測，這樣可以讓醫院及時發現並控製院內感染。隻有當疫情發展放緩的時候，才可以對更廣泛的人群進行檢測。
圖片來源：Pixabay
種種措施都需要時間，而在此期間，這場疫情可能會加速發展直至超出醫療係統的應對能力，也可能減緩到可控的程度。基於這樣的兩種可能，全美的命運走勢就有賴於第三種行動：社交隔離。可以這樣設想：把所有的美國人分成兩組。A組包括所有參與醫療響應的人員，包括救治病人的醫護工作者、檢測人員，還有防護物資的生產人員。所有不包含在A組內的人落入B組，這一組的任務就是為A組爭取更多的時間。B組現在必須在物理上進行社交隔離，以阻斷病毒的傳播鏈，從而“壓平曲線”。鑒於COVID-19的緩慢蓄勢，為了避免醫療係統後續崩潰，必須立即實施這些措施，不要等到看起來適合采取行動的時候，而且必須堅持幾周時間。
勸導全美民眾居家並不是一件易事。在白宮方麵給出明確的抗疫指南之前，市長、政府官員、企業雇主都被迫各自行動。一些州已經明令禁止舉行大型聚會，或關閉學校和餐館，並要求人們待在家中。但是仍然有不少市民繼續湧入公共場所。
這時候，全民的健康安全取決於大部分人做出一定犧牲，明確的協調就至關重要，這也是目前應該快速采取的第四項行動。必須讓大眾理解社交隔離的重要性，並且還要穩定他們的信心，同時確保信息流通。然而，特朗普反複淡化問題，在並沒有控製住疫情的時候告訴民眾“我們很好地控製了疫情”，在確診病例數量持續上升的時候宣稱“新增病例數量將會下降到接近於零”。就如他關於人們普遍能得到檢測的說辭一樣，他在一些情況下不切實際的鼓吹加劇了這場危機。他甚至還推薦了未經證實有效的藥物。
美國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NIAID）所長安東尼·福奇（Anthony Fauci）從裏根時代就開始協助每一任總統製定應對新發傳染病的策略。現在，他作為COVID-19專家組的一員，幾乎每隔一天就要與特朗普會麵。但是特朗普似乎一直在搖擺。不少權威人士和商業領袖也都在使用同一套說辭，他們認為放鬆社交隔離可以保護如老年人這樣的高風險人群，同時允許低風險人群回到工作崗位。這種想法很有誘惑力，但它是有缺陷的。它過於高估了我們評估他人風險的能力，並且在一定程度上將“高風險”人群排除在社會生活之外。這種想法還低估了病毒對“低風險”人群可能造成的傷害，如果年輕人也大量感染，那麽醫院將不堪重負。現在就中止社交隔離是愚蠢的。
如果特朗普遵循已經實施的防疫政策，美國民眾也繼續保持社交隔離，相關機構再廣泛地開展檢測，以及能夠生產供應上足夠的口罩，美國仍然有機會扭轉COVID-19疫情最壞的發展勢頭，至少可以暫時控製住。沒人知道這場疫情會持續多久，我們隻知道不會很快結束。“可能持續四到六周，最長可能持續三個月。但是我對這個範圍也不是十分肯定。”福奇這樣表示。
新冠疫情將如何終結？
即使是完美的響應也無法終結這場大流行。隻要病毒仍然存在於某處，它就有可能在防疫鬆懈的地方引起二次暴發。麵對這些情況，存在三種可能的結局：一種不太可能，一種非常危險，而最後一種非常漫長。
第一種結局就是每個國家同時壓製住病毒，就像2003年的SARS一樣。鑒於冠狀病毒流行病傳播範圍如此之廣泛，許多國家情況如此之嚴重，全球範圍內同步控製住疫情的幾率微乎其微。
第二種結局就是病毒的發展和過去的流感大流行一樣：病毒全球蔓延，留下足夠數量、具有免疫的幸存者，最終它將難以找到新的宿主。這種“群體免疫”過程發生得很快，因此很具誘惑力。但這裏的代價將極其可怕：SARS-CoV-2比流感傳染力更強，也更加致命，疫情肆虐過後很有可能留下數百萬具屍體以及崩潰的衛生係統。英國最初似乎考慮過這種群體免疫策略，但在模型揭示出悲慘的後果之後，他們就退縮了。而美國如今似乎也在考慮這一策略。
第三種結局就是全世界打一場曠日持久的“打地鼠”遊戲，四處撲滅病毒，直到生產出疫苗。這是最好的結局，但同時也是最漫長、最複雜的過程。
首先，這取決於疫苗研發。我們沒有現成的冠狀病毒疫苗，所以研究人員必須從頭開始。最初的進展很快，讓人印象深刻。3 月中旬 Moderna 公司和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合作研發的候選疫苗已經進入早期臨床試驗階段。這標誌著從科學家首次完成病毒基因測序到往受試者胳膊上注射入候選疫苗，中間間隔了63天。福奇評價說：“這真是驚人的世界記錄。”
但這也是眾多緩慢後續中最快的一步了。最初的試驗僅僅告訴研究人員疫苗是否安全，以及是否能夠激發免疫響應。隨後，研究人員需要檢查它是否能夠真正預防SARS-CoV-2的感染。他們將需要進行動物測試和大規模的試驗，確保疫苗不會引發嚴重的副作用。他們還要弄清楚需要多少劑量，人們需要注射多少次，疫苗是否對老年人有效，是否需要其他的化學物來增強效用。
“即使疫苗有效，要想大規模生產也並不容易，”GAVI的伯克利說。Moderna使用新的mRNA疫苗技術，這一方法在動物體內奏效，但在人體內尚無證明。也有許多研究團隊在基於更加成熟的技術研發疫苗。但無論哪種策略更快，伯克利和其他專家估計，研發出經過驗證的疫苗仍將需要12到 18個月的時間，然後還需要更長的時間來製造、運送以及注射入人們的手臂。
如此一來，新型冠狀病毒很有可能會在美國人的生活中徘徊至少一年，甚至更久。如果目前采取的社交隔離措施有效，那麽大流行病可能會退去，讓一切看似回歸正常。辦公室可以坐滿員工，酒吧能夠重新喧鬧。學校能再次打開大門，朋友們也能再度歡聚。但是，隨著常態的恢複，病毒也會卷土重來。這並不表示社會必須持續封鎖到2022年。但是“我們需要準備好經曆多個社交隔離時期”，哈佛大學的史蒂芬·基斯勒（Stephen Kissler）說。
關於未來幾年的情況，包括特殊管製的頻率、持續時間和時機，都取決於病毒的兩大特性，目前我們對此一無所知。第一就是季節性。冠狀病毒多為冬季傳染病，在夏天會減弱或者消失。這對SARS-CoV-2來說可能也是如此，但是有著這麽多免疫力低下的宿主可供感染，季節變化可能不足以放緩病毒的傳播速度。哈佛醫學院和波士頓兒童醫院的瑪雅·馬朱德（Maia Majumder）說：“全球大部分國家都在焦急地等待，想看看夏季對北半球的病毒傳播有怎樣的影響，如果有的話。”
第二個特性就是免疫持續時間。當人們感染了較溫和的人類冠狀病毒，會引發類似感冒的症狀，他們能夠保持不到一年的免疫力。然而，少數曾經感染SARS病毒的人，他們的病情嚴重得多，並且免疫力持續了更長的時間。假設SARS-CoV-2位於中間位置，那麽感染後恢複健康的人可能會有一兩年的免疫保護。要確認這點，科學家將需要研發出準確的血清檢測，即尋找賦予免疫力的抗體。他們還需要確認這種抗體確實能夠阻止人們感染或者傳播病毒。如果真是如此，具有免疫力的市民可以複工，照顧弱勢群體，在社交隔離的回合戰中穩定經濟。
無論是因為逐漸累積的群體免疫，還是因為最終姍姍來遲的疫苗，病毒的爆炸式傳播將會越來越困難。病毒要完全消失也不太可能。隨著病毒的變化，疫苗可能需要更新，人們可能需要定期重新接種疫苗作為基礎，就像如今的流感疫苗一樣。模型表明，病毒可能會全球暴發，每隔幾年觸發流行。基斯勒說：“但我的希望和預期是嚴重程度會降低，對社會造成的影響更少。”在未來，COVID-19可能和如今的流感一樣，成為冬日頑疾。也許它最終變得極為平凡，即使存在疫苗，大部分年輕人將來都懶得去打，忘卻了他們的世界當年是如何被疫情改變的。
被疫情改變的世界
要達到這一點，還要盡可能減少死亡，代價將會相當大。經濟受到了極大衝擊，在美國，每五個人中就有一人減少了工作時間或失業。不平等也將會加劇：低收入人群由於社交隔離措施而遭到最猛烈的打擊，他們也最容易出現慢性健康問題，這又增加了嚴重感染的風險。疾病曾經多次破壞城市和社會的穩定，“但在這個國家很久沒有發生過這種事了，或者沒有到達我們現在見過的程度。”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醫學史專家伊蓮娜·科尼斯（Elena Conis）說，“如今我們城市化和大都市化的程度高得多，我們有更多人進行遠距離旅行，生活在遠離家人和工作的地方。”
在感染開始消退之後，第二波心理健康問題的流行病隨之而來。在極度恐慌和不確定的時候，人們會切斷正常的人際交往。擁抱、握手和其他社交禮儀，現在都有了危險的意味。焦慮症和強迫症患者倍加感到掙紮。老年人早已被排斥在大部分公共生活之外，他們被進一步要求疏遠他人，這更加深了他們的孤獨感。亞洲人正遭受到種族歧視的侮辱，總統堅持給新型冠狀病毒貼上“中國病毒”的標簽更是火上澆油。由於人們被迫待在家裏，家庭暴力、兒童虐待的事件有可能激增。兒童可能會遭受精神創傷，一直伴隨他們步入成年。
大流行之後，那些痊愈的COVID-19患者可能被回避、被汙名化。醫護人員也將需要時間來恢複：在SARS襲擊多倫多一兩年之後，與疫情打過交道的人們仍然更消極、效率更低，也更有可能出現職業倦態和創傷後應激。經曆長時間隔離防疫的人們將會帶著經曆造成的傷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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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們度過這次創傷之後，也有可能迎來一個更美好的世界。”新美國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的理查德·丹齊格（Richard Danzig）說。社區已經在尋找團結的新方式，哪怕他們必須保持距離。衛生觀念也可能會變得更好。正如艾滋病的攀升使現代年輕人形成了更加安全的性行為那樣，洗手20秒這一習慣過去甚至在醫院裏都難以貫徹，“如今可能是在本次疫情中我們習以為常的行為之一，這點我們根本都沒想過。”科尼斯補充說。
大流行病還可能促進社會變革。人們、商業和機構都非常迅速地采取或者呼籲采取他們以前認為可能會拖後腿的措施，包括在家工作、使用電話會議、適當的病假以及靈活的育兒安排。
COVID-19之後，美國國家認同的方麵可能需要重新思考。在疫情期間，這個國家的許多價值觀似乎在與國家處處對著幹，它的個人主義、例外主義，將為所欲為與抵抗行為等同起來的傾向，導致當需要拯救生命、待在家裏的時候，某些人反而湧向酒吧和夜店。
孤立主義多年來的言論也產生了後果。美國人一直把中國視作與美國十分不同的遙遠國度，因此他們沒有想到自己將會是下一個，或者說他們沒有準備好。經曆過去流行病的老兵們長久以來一直警告說，美國社會陷入了恐慌和漠視的循環。但是我們有理由認為，COVID-19這場災難可能導致更徹底、更持久的改變。
COVID-19大流行直接影響到每個人，改變了日常生活的本質。這不僅將COVID-19與其他疾病區別開來，也與我們時代的其他係統挑戰區分開來。一個政府對氣候變化問題各種搪塞，我們在幾年內都不會感覺到後果，甚至直到感覺到後果時也很難細究責任。而當總統說人人都能獲得檢測，然而一天之後誰都不能檢測，這又不同了。疫情也消解了特權：通常情況下，有權有勢的人能夠更好地保全自己，但現在也要麵臨隔離、檢測陽性、甚至失去心愛的人。
911事件之後，全世界聚焦反恐主義；COVID-19之後，焦點將轉移到公共衛生。期待看到病毒學和疫苗科學基金讚助的激增，學生蜂擁申請公共衛生項目，美國國內醫療物資的生產增加。也期待大流行病成為聯合國大會的首要議程。安東尼·福奇現在成了家喻戶曉的名人。這樣的改變本身可能保護世界免受下一場不可避免的疾病侵襲，正如經曆過SARS的國家和地區在疫情中作出了更好的響應那樣。
目前很難預測美國會從這場經曆中吸取怎樣的教訓，尤其是考慮到如今在線算法隻提供符合受眾先入為主觀念的新聞這一事實。新美國安全中心的對外政策專家伊蘭·格登堡（Ilan Goldenberg）說，這種動態在未來的幾個月內發揮關鍵作用。他說：“第二次世界大戰或者 911 事件之後的係列轉變，並不是出現一堆新想法。那些想法原本已經存在，隻是在事件之後的幾個月內，由於局勢的變化和美國公眾接受大規模改變的意願，爭論會更加尖銳。”
不難想象這樣一個世界：大多數國家相信美國打敗了COVID-19；特朗普盡管犯了許多過失，卻成功地把責任轉嫁出去，支持率一路飆升；在其第二任總統任期內，美國進一步向內轉，退出各個國際聯盟，建立真正有形的城牆，從其他國家撤資；隨著C世代的成長，“外國瘟疫”取代了恐怖分子，成為了新一代人的威脅。
人們也能想象美國吸取另外一番教訓的未來：通過保持社交距離，人們反而誕生了團體精神，讓人們向外轉，結交外國和本國鄰居；2020年11月大選標誌著對“美國第一”政策的擯棄；像二戰之後那樣，國家從孤立主義轉向國際合作，充盈著穩定的投資和最聰明的頭腦；衛生護理隊伍不斷壯大，C世代的孩子們寫學校作文時，都表示長大後成為流行病學家，公共衛生成為了對外政策的核心；全球合作起來，致力於解決類似大流行病和氣候變化等挑戰。
2030年，SARS-CoV-3不知從何而來，但短短一個月就乖乖就範。
撰文：Ed Yong
翻譯：費豔夏 阿金
審校：戚譯引
引進來源：the Atlantic
引進鏈接：https://www.theatlantic.com/health/archive/2020/03/how-will-coronavirus-end/608719/
本文來自：環球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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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CoV-2已經擴散到了全世界幾乎每一個國家。COVID-19對現代社會的破壞規模可能是現如今在世的很多人從未目睹的。
如此規模的全球大流行疾病可以說是不可避免的。近些年來，數百位衛生專家撰寫了許多書籍、白皮書和專欄，警告所有人很可能會發生下一場全球大流行病。比爾·蓋茨（Bill Gates）一直都在告誡聽得進勸的任何人，他那場TED演講已經有 1800萬觀看量。2008 年，我為《大西洋月刊》寫過一篇文章，警示美國並沒有為終將到來的下一場疾病大流行做好準備。而當下的確出現了這樣一種病毒。
所以，現在該怎麽辦？此前在某個深夜，我與一位懷著孕的朋友談了談這一場全球大流行病，當時再過幾天就到她的預產期了。我們意識到，她即將出生的孩子會是第一批踏入一個已經被COVID-19深刻改變的世界的新生大軍之一。我們決定稱這些孩子為“C世代”。可以預見，人們在接下來幾個星期所做的決定，以及我們所經曆的失去之痛，都將重新塑造 C 世代未來的生活。
首先來簡要回顧一下。《全球衛生安全指數》（Global Health Security Index）旨在評估全球所有國家麵對傳染病大流行的應對能力，其中美國以83.5分的最高分位居世界第一。這個國家素來以富有、強大和發達的形象示人，被認為是準備得最充分的國家，而這種幻覺被打碎了。雖然在兩三個月前，病毒在其他國家的擴散已經對美國發出了警示，但是當COVID-19最終真正席卷美國本土時，它失敗了。
波士頓大學醫學院的傳染科醫生納希德·巴德裏亞（Nahid Bhadelia）表示：“無論如何，即使是裝備最好的醫療衛生係統，（像SARS-CoV-2這樣的）病毒對它來說也是一次考驗。”新冠病毒的傳染性和致死率都高於季節性流感病毒，並且它更加隱蔽，在引發明顯症狀之前數日就悄悄感染了更多的人。為了牽製住這樣一種病原體，每一個國家和地區都必須開發出檢測手段，診斷出每一位感染者，進行隔離，並追蹤他們的密切接觸者。韓國、新加坡和中國香港等都在積極深入地實施這些防疫手段，而這些正是美國沒有做到的。
正如《大西洋周刊》之前的另一篇報道所言，美國疾病預防與控製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在今年 2 月開發並分發了一批存在缺陷的檢測試劑盒。獨立實驗室開發出了新的試劑盒，卻因為美國食品與藥品安全管理局（FDA）冗長的行政流程而遲遲無法獲批。在最關鍵的一個月內，美國的待檢測人數迅速增加到數萬人，可是僅有數百人得到檢測。美國作為一個生化研究超級大國，竟然連快速開發出簡單的檢測試劑盒都做不到，這實在令人難以想象。
在疫情早期檢測跟不上幾乎令其他所有防疫手段功虧一簣。如果當初美國可以精確地追蹤病毒的傳播軌跡，醫院就可以有條不紊地開展應對大流行病的工作安排。而且，醫療衛生係統的運作已經接近滿負荷狀態，並忙於應付嚴重的季節性流感，現在又突然要麵對一種新的病毒。
美國的醫療係統沒有預留太多應對危機的空間，而是寄希望於在緊急狀態下，其他不受影響的州為受影響的州提供幫助。這種理念適用於應對颶風或森林大火等地區性災害，並不適用於現在已經擴散至全美 50 個州的流行性傳染病。
今天這一局麵的出現，部分還因為白宮在科學專業素養方麵極其匱乏。大流行病應急籌備辦公室曾經是國家安全委員會（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NSC）的一部分，但是於2018年遭到解散。該團隊曾經的成員露西安娜·波利奧（Luciana Borio）呼籲政府“即刻行動，阻止疫情在美國暴發”，並且特別強調與私營機構合作，爭取開發出能夠快速診斷且便於使用的檢測試劑盒。但是由於這一辦公室已被解散，波利奧隻能通過《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發出這些警告，而無法直接對總統說出建議。美國沒有馬上行動，而是繼續坐視不管。
美國因為錯誤應對新冠疫情而導致的局麵，要比每一個與我交流過的衛生專家所害怕的還要嚴重。曾經在2014年協調美國應對西非埃博拉疫情爆發的羅恩·克萊恩（Ron Klain）感歎道：“（這比埃博拉）要糟糕多了。全球免疫和疫苗聯盟（GAVI）的首席執行官塞斯·伯克利（Seth Berkley）表示：“作為一個美國人，我嚇壞了。在整個工業世界中，美國可能會麵臨最嚴峻的疫情。”
未來數月美國將如何抗疫
美國的反應已經慢了一拍，很難再追上疫情的擴散勢頭——但也不是全無可能。醫護人員已經見到了令人憂心的跡象：防護裝備緊缺、病人數量持續增加、很多醫生和護士也被感染。
意大利和西班牙已經以殘酷的現實警示了美國之後可能陷入的狀況。由於醫院床位、防護裝備和醫護人員嚴重短缺，醫生沒有辦法治療和挽救每一個人，他們要被迫進行一種無法想象的選擇：理性評估後優先救治那些最有可能存活的病人，而放任其他人死去。美國的人均床位數要低於意大利。為了避免疫情造成的災難性後果，美國必須快速采取以下四項行動。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快速生產口罩、手套和其他個人防護裝備。如果醫護人員的健康都得不到保障，那麽整個響應機製都會癱瘓。導致這種短缺局麵的原因在於，醫院向來按需訂購醫療物資，這還依賴於複雜的國際供應鏈。可是這條供應鏈目前也正因為疫情影響而處於嚴重吃緊的狀態。
一些製造商已經開始直麵挑戰，生產抗疫物資，但是他們的付出隻是杯水車薪，而且物資分配很不合理。約翰·霍普金斯彭博公共衛生學院的托馬斯·英格利斯比（Thomas Inglesby）表示：“現在亟需對全美的後勤物資供應進行大型統籌。”他提議，可以抽調美國國防後勤部來處理這些事務，這是一個擁有26 000人的團隊，也曾經協助應對包括2014年埃博拉爆發在內的很多次公共衛生危機。
這個部門還可以協調第二項迫切需求：開發出大量的COVID-19檢測試劑盒。目前的檢測速度緩慢，這主要源於五類相關物品和人員的短缺：為檢測工作人員提供防護的口罩、取樣的咽拭子、從取樣樣本中提取病毒基因的試劑盒、試劑盒中的化學試劑，以及經過專業訓練的檢測人員。這其中的多數短缺都源於供應鏈的緊縮。美國主要依靠三家提取試劑生產廠家，這樣部署正是為了防止其中一家生產困難，然而這一次三家廠商都無法滿足全球的空前需求。與此同時，全球最大的咽拭子生產廠家之一正位於歐洲疫情最嚴重的地方：意大利的倫巴第大區。
一些短缺問題正在得到解決。FDA 現在正在加快審批通過由私立實驗室開發的檢測試劑盒。但是檢測仍然必須被小心使用。哈佛大學的馬克·利普西奇（Marc Lipsitch）建議，應當優先對醫務人員和住院病人進行檢測，這樣可以讓醫院及時發現並控製院內感染。隻有當疫情發展放緩的時候，才可以對更廣泛的人群進行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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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種措施都需要時間，而在此期間，這場疫情可能會加速發展直至超出醫療係統的應對能力，也可能減緩到可控的程度。基於這樣的兩種可能，全美的命運走勢就有賴於第三種行動：社交隔離。可以這樣設想：把所有的美國人分成兩組。A組包括所有參與醫療響應的人員，包括救治病人的醫護工作者、檢測人員，還有防護物資的生產人員。所有不包含在A組內的人落入B組，這一組的任務就是為A組爭取更多的時間。B組現在必須在物理上進行社交隔離，以阻斷病毒的傳播鏈，從而“壓平曲線”。鑒於COVID-19的緩慢蓄勢，為了避免醫療係統後續崩潰，必須立即實施這些措施，不要等到看起來適合采取行動的時候，而且必須堅持幾周時間。
勸導全美民眾居家並不是一件易事。在白宮方麵給出明確的抗疫指南之前，市長、政府官員、企業雇主都被迫各自行動。一些州已經明令禁止舉行大型聚會，或關閉學校和餐館，並要求人們待在家中。但是仍然有不少市民繼續湧入公共場所。
這時候，全民的健康安全取決於大部分人做出一定犧牲，明確的協調就至關重要，這也是目前應該快速采取的第四項行動。必須讓大眾理解社交隔離的重要性，並且還要穩定他們的信心，同時確保信息流通。然而，特朗普反複淡化問題，在並沒有控製住疫情的時候告訴民眾“我們很好地控製了疫情”，在確診病例數量持續上升的時候宣稱“新增病例數量將會下降到接近於零”。就如他關於人們普遍能得到檢測的說辭一樣，他在一些情況下不切實際的鼓吹加劇了這場危機。他甚至還推薦了未經證實有效的藥物。
美國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NIAID）所長安東尼·福奇（Anthony Fauci）從裏根時代就開始協助每一任總統製定應對新發傳染病的策略。現在，他作為COVID-19專家組的一員，幾乎每隔一天就要與特朗普會麵。但是特朗普似乎一直在搖擺。不少權威人士和商業領袖也都在使用同一套說辭，他們認為放鬆社交隔離可以保護如老年人這樣的高風險人群，同時允許低風險人群回到工作崗位。這種想法很有誘惑力，但它是有缺陷的。它過於高估了我們評估他人風險的能力，並且在一定程度上將“高風險”人群排除在社會生活之外。這種想法還低估了病毒對“低風險”人群可能造成的傷害，如果年輕人也大量感染，那麽醫院將不堪重負。現在就中止社交隔離是愚蠢的。
如果特朗普遵循已經實施的防疫政策，美國民眾也繼續保持社交隔離，相關機構再廣泛地開展檢測，以及能夠生產供應上足夠的口罩，美國仍然有機會扭轉COVID-19疫情最壞的發展勢頭，至少可以暫時控製住。沒人知道這場疫情會持續多久，我們隻知道不會很快結束。“可能持續四到六周，最長可能持續三個月。但是我對這個範圍也不是十分肯定。”福奇這樣表示。
新冠疫情將如何終結？
即使是完美的響應也無法終結這場大流行。隻要病毒仍然存在於某處，它就有可能在防疫鬆懈的地方引起二次暴發。麵對這些情況，存在三種可能的結局：一種不太可能，一種非常危險，而最後一種非常漫長。
第一種結局就是每個國家同時壓製住病毒，就像2003年的SARS一樣。鑒於冠狀病毒流行病傳播範圍如此之廣泛，許多國家情況如此之嚴重，全球範圍內同步控製住疫情的幾率微乎其微。
第二種結局就是病毒的發展和過去的流感大流行一樣：病毒全球蔓延，留下足夠數量、具有免疫的幸存者，最終它將難以找到新的宿主。這種“群體免疫”過程發生得很快，因此很具誘惑力。但這裏的代價將極其可怕：SARS-CoV-2比流感傳染力更強，也更加致命，疫情肆虐過後很有可能留下數百萬具屍體以及崩潰的衛生係統。英國最初似乎考慮過這種群體免疫策略，但在模型揭示出悲慘的後果之後，他們就退縮了。而美國如今似乎也在考慮這一策略。
第三種結局就是全世界打一場曠日持久的“打地鼠”遊戲，四處撲滅病毒，直到生產出疫苗。這是最好的結局，但同時也是最漫長、最複雜的過程。
首先，這取決於疫苗研發。我們沒有現成的冠狀病毒疫苗，所以研究人員必須從頭開始。最初的進展很快，讓人印象深刻。3 月中旬 Moderna 公司和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合作研發的候選疫苗已經進入早期臨床試驗階段。這標誌著從科學家首次完成病毒基因測序到往受試者胳膊上注射入候選疫苗，中間間隔了63天。福奇評價說：“這真是驚人的世界記錄。”
但這也是眾多緩慢後續中最快的一步了。最初的試驗僅僅告訴研究人員疫苗是否安全，以及是否能夠激發免疫響應。隨後，研究人員需要檢查它是否能夠真正預防SARS-CoV-2的感染。他們將需要進行動物測試和大規模的試驗，確保疫苗不會引發嚴重的副作用。他們還要弄清楚需要多少劑量，人們需要注射多少次，疫苗是否對老年人有效，是否需要其他的化學物來增強效用。
“即使疫苗有效，要想大規模生產也並不容易，”GAVI的伯克利說。Moderna使用新的mRNA疫苗技術，這一方法在動物體內奏效，但在人體內尚無證明。也有許多研究團隊在基於更加成熟的技術研發疫苗。但無論哪種策略更快，伯克利和其他專家估計，研發出經過驗證的疫苗仍將需要12到 18個月的時間，然後還需要更長的時間來製造、運送以及注射入人們的手臂。
如此一來，新型冠狀病毒很有可能會在美國人的生活中徘徊至少一年，甚至更久。如果目前采取的社交隔離措施有效，那麽大流行病可能會退去，讓一切看似回歸正常。辦公室可以坐滿員工，酒吧能夠重新喧鬧。學校能再次打開大門，朋友們也能再度歡聚。但是，隨著常態的恢複，病毒也會卷土重來。這並不表示社會必須持續封鎖到2022年。但是“我們需要準備好經曆多個社交隔離時期”，哈佛大學的史蒂芬·基斯勒（Stephen Kissler）說。
關於未來幾年的情況，包括特殊管製的頻率、持續時間和時機，都取決於病毒的兩大特性，目前我們對此一無所知。第一就是季節性。冠狀病毒多為冬季傳染病，在夏天會減弱或者消失。這對SARS-CoV-2來說可能也是如此，但是有著這麽多免疫力低下的宿主可供感染，季節變化可能不足以放緩病毒的傳播速度。哈佛醫學院和波士頓兒童醫院的瑪雅·馬朱德（Maia Majumder）說：“全球大部分國家都在焦急地等待，想看看夏季對北半球的病毒傳播有怎樣的影響，如果有的話。”
第二個特性就是免疫持續時間。當人們感染了較溫和的人類冠狀病毒，會引發類似感冒的症狀，他們能夠保持不到一年的免疫力。然而，少數曾經感染SARS病毒的人，他們的病情嚴重得多，並且免疫力持續了更長的時間。假設SARS-CoV-2位於中間位置，那麽感染後恢複健康的人可能會有一兩年的免疫保護。要確認這點，科學家將需要研發出準確的血清檢測，即尋找賦予免疫力的抗體。他們還需要確認這種抗體確實能夠阻止人們感染或者傳播病毒。如果真是如此，具有免疫力的市民可以複工，照顧弱勢群體，在社交隔離的回合戰中穩定經濟。
無論是因為逐漸累積的群體免疫，還是因為最終姍姍來遲的疫苗，病毒的爆炸式傳播將會越來越困難。病毒要完全消失也不太可能。隨著病毒的變化，疫苗可能需要更新，人們可能需要定期重新接種疫苗作為基礎，就像如今的流感疫苗一樣。模型表明，病毒可能會全球暴發，每隔幾年觸發流行。基斯勒說：“但我的希望和預期是嚴重程度會降低，對社會造成的影響更少。”在未來，COVID-19可能和如今的流感一樣，成為冬日頑疾。也許它最終變得極為平凡，即使存在疫苗，大部分年輕人將來都懶得去打，忘卻了他們的世界當年是如何被疫情改變的。
被疫情改變的世界
要達到這一點，還要盡可能減少死亡，代價將會相當大。經濟受到了極大衝擊，在美國，每五個人中就有一人減少了工作時間或失業。不平等也將會加劇：低收入人群由於社交隔離措施而遭到最猛烈的打擊，他們也最容易出現慢性健康問題，這又增加了嚴重感染的風險。疾病曾經多次破壞城市和社會的穩定，“但在這個國家很久沒有發生過這種事了，或者沒有到達我們現在見過的程度。”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醫學史專家伊蓮娜·科尼斯（Elena Conis）說，“如今我們城市化和大都市化的程度高得多，我們有更多人進行遠距離旅行，生活在遠離家人和工作的地方。”
在感染開始消退之後，第二波心理健康問題的流行病隨之而來。在極度恐慌和不確定的時候，人們會切斷正常的人際交往。擁抱、握手和其他社交禮儀，現在都有了危險的意味。焦慮症和強迫症患者倍加感到掙紮。老年人早已被排斥在大部分公共生活之外，他們被進一步要求疏遠他人，這更加深了他們的孤獨感。亞洲人正遭受到種族歧視的侮辱，總統堅持給新型冠狀病毒貼上“中國病毒”的標簽更是火上澆油。由於人們被迫待在家裏，家庭暴力、兒童虐待的事件有可能激增。兒童可能會遭受精神創傷，一直伴隨他們步入成年。
大流行之後，那些痊愈的COVID-19患者可能被回避、被汙名化。醫護人員也將需要時間來恢複：在SARS襲擊多倫多一兩年之後，與疫情打過交道的人們仍然更消極、效率更低，也更有可能出現職業倦態和創傷後應激。經曆長時間隔離防疫的人們將會帶著經曆造成的傷痕。
圖片來源：Pixabay
但是，“我們度過這次創傷之後，也有可能迎來一個更美好的世界。”新美國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的理查德·丹齊格（Richard Danzig）說。社區已經在尋找團結的新方式，哪怕他們必須保持距離。衛生觀念也可能會變得更好。正如艾滋病的攀升使現代年輕人形成了更加安全的性行為那樣，洗手20秒這一習慣過去甚至在醫院裏都難以貫徹，“如今可能是在本次疫情中我們習以為常的行為之一，這點我們根本都沒想過。”科尼斯補充說。
大流行病還可能促進社會變革。人們、商業和機構都非常迅速地采取或者呼籲采取他們以前認為可能會拖後腿的措施，包括在家工作、使用電話會議、適當的病假以及靈活的育兒安排。
COVID-19之後，美國國家認同的方麵可能需要重新思考。在疫情期間，這個國家的許多價值觀似乎在與國家處處對著幹，它的個人主義、例外主義，將為所欲為與抵抗行為等同起來的傾向，導致當需要拯救生命、待在家裏的時候，某些人反而湧向酒吧和夜店。
孤立主義多年來的言論也產生了後果。美國人一直把中國視作與美國十分不同的遙遠國度，因此他們沒有想到自己將會是下一個，或者說他們沒有準備好。經曆過去流行病的老兵們長久以來一直警告說，美國社會陷入了恐慌和漠視的循環。但是我們有理由認為，COVID-19這場災難可能導致更徹底、更持久的改變。
COVID-19大流行直接影響到每個人，改變了日常生活的本質。這不僅將COVID-19與其他疾病區別開來，也與我們時代的其他係統挑戰區分開來。一個政府對氣候變化問題各種搪塞，我們在幾年內都不會感覺到後果，甚至直到感覺到後果時也很難細究責任。而當總統說人人都能獲得檢測，然而一天之後誰都不能檢測，這又不同了。疫情也消解了特權：通常情況下，有權有勢的人能夠更好地保全自己，但現在也要麵臨隔離、檢測陽性、甚至失去心愛的人。
911事件之後，全世界聚焦反恐主義；COVID-19之後，焦點將轉移到公共衛生。期待看到病毒學和疫苗科學基金讚助的激增，學生蜂擁申請公共衛生項目，美國國內醫療物資的生產增加。也期待大流行病成為聯合國大會的首要議程。安東尼·福奇現在成了家喻戶曉的名人。這樣的改變本身可能保護世界免受下一場不可避免的疾病侵襲，正如經曆過SARS的國家和地區在疫情中作出了更好的響應那樣。
目前很難預測美國會從這場經曆中吸取怎樣的教訓，尤其是考慮到如今在線算法隻提供符合受眾先入為主觀念的新聞這一事實。新美國安全中心的對外政策專家伊蘭·格登堡（Ilan Goldenberg）說，這種動態在未來的幾個月內發揮關鍵作用。他說：“第二次世界大戰或者 911 事件之後的係列轉變，並不是出現一堆新想法。那些想法原本已經存在，隻是在事件之後的幾個月內，由於局勢的變化和美國公眾接受大規模改變的意願，爭論會更加尖銳。”
不難想象這樣一個世界：大多數國家相信美國打敗了COVID-19；特朗普盡管犯了許多過失，卻成功地把責任轉嫁出去，支持率一路飆升；在其第二任總統任期內，美國進一步向內轉，退出各個國際聯盟，建立真正有形的城牆，從其他國家撤資；隨著C世代的成長，“外國瘟疫”取代了恐怖分子，成為了新一代人的威脅。
人們也能想象美國吸取另外一番教訓的未來：通過保持社交距離，人們反而誕生了團體精神，讓人們向外轉，結交外國和本國鄰居；2020年11月大選標誌著對“美國第一”政策的擯棄；像二戰之後那樣，國家從孤立主義轉向國際合作，充盈著穩定的投資和最聰明的頭腦；衛生護理隊伍不斷壯大，C世代的孩子們寫學校作文時，都表示長大後成為流行病學家，公共衛生成為了對外政策的核心；全球合作起來，致力於解決類似大流行病和氣候變化等挑戰。
2030年，SARS-CoV-3不知從何而來，但短短一個月就乖乖就範。
撰文：Ed Yong
翻譯：費豔夏 阿金
審校：戚譯引
引進來源：the Atlantic
引進鏈接：https://www.theatlantic.com/health/archive/2020/03/how-will-coronavirus-end/608719/
本文來自：環球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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