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故事：從小當童工掙錢給父親治病，如今他成了首席住院醫師

圖片來源：Pixabay
沒人知道穆特來·薩揚（Mutlay Sayan）具體的出生日期。他的母親告訴他那是在夏季的某天，莊家收割之前。分娩的地點是在自家門廊，鄰居們伸出了援助之手，她們用加熱過的廚房刀割斷了臍帶，那年可能是1987年，也可能不是。最終，為了滿足官方文件的要求，有人給他創造了出生日期，就像日後薩揚填補自己的各種空白一樣。這是個現實生活版的大衛·科波菲爾*，從在父母的田地上撒野的小孩子，到伊斯坦布爾棉花加工廠的童工，最後成為美國新澤西州的放射腫瘤專家。（*譯者注：大衛·科波菲爾，狄更斯小說《大衛·科波菲爾》的主人公，全書描寫了童年喪父的主人公成長的故事，是作者帶有半自傳性色彩的小說。）
薩揚在土耳其最東部長大，那片地區的形狀就像鼻子一樣，插在亞美尼亞和伊朗之間，每當描述自己童年的時候，他常常以那裏沒有的事物開頭：沒有電，沒有自來水；他從沒見過汽車或者電視機；他沒有上過學，所以不知道周末是什麽；他也從未學過閱讀。這些回憶對他來說恍如昨日，溫暖又鮮活，但也充滿了被時光扭曲的奇異感。“感覺就像幾個世紀之前一樣。”他如此描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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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喜歡在大清早第一道曙光出現之前駕著馬車在田野上奔馳。他記得自己當時個頭還很小，父母從棉花蕾鈴中摘下一簇簇棉花時，棉花枝長得比他還高。他們還從土壤中刨出甜菜根，等著一輛車路過把它們收走，送去別處製成糖。到收獲季節的尾聲，一家人會坐在地上，麵前是堆積如山的棉花，大家動手摘除棉花種子。這些種子看上去像杏仁核，剩下沒有被送去榨油的種子會被用作冬天取暖的燃料。
對他的同事來說，這種形象很難和他們現在見到的薩揚聯係起來：穿襯衫打領帶，外麵披著一件實驗室白大褂，向剛剛確診的癌症患者詳細講述治療方案。療法可能涉及打斷腫瘤的DNA鏈，而用來發射能量轟擊腫瘤的設備巨大無比，必須要用吊車吊起，下放入醫院內，然後重新蓋好房頂。
“我心目中的他使用著我們的質子機器，一台價值1000萬美元的粒子加速器，如巨獸一般，他用那台機器來精準治療兒童的腦部腫瘤。”約瑟夫·維納（Joseph Weiner）說，他是美國新澤西州羅格斯癌症研究所臨床放射腫瘤科住院部主任，而薩揚目前是這裏的首席住院醫師。“但這個人在十幾歲之前從來沒見過燈泡，這聽上去很好笑。”
這兩種形象是如此不協調，當薩揚第一次告訴維納自己從哪裏來的時候，維納甚至不知道該不該信他。他們當時坐在紐約布魯克林的夫拉特布什區克拉克森大道上一家狹小的披薩店內，距離醫院不遠，那時的維納還隻是住院醫師，而薩揚是正在輪轉實習的醫學生。“我一時都接不上話。我不知道他講的是真是假。”維納說，“我覺得這一切聽上去就像電影裏演的一樣。”
雖然在他倆交談的時候，薩揚給維納看了自己指關節上的傷痕，那是工廠歲月給他留下的。當時維納還看不出來，但薩揚自己人生故事的痕跡也能夠從他的研究中窺見。他不僅追蹤幸存者的統計數據和副作用，還包括潛伏在這些背後的個人經曆：遠離家庭進行治療的日子，錯過的治療預約，以及癌症患者的疲勞乏力症狀。
“如果你要延長某人的生命，就應該讓他活得更好。”薩揚說道，他最近收獲了美國生物醫藥媒體STAT頒發的STAT Wunderkind榮譽。“如果說我們將會延長你三個月的生命，但那三個月會一團糟，那可不行。”
讓薩揚走入工廠的正是家中的癌症病人，雖然一開始癌症並沒有顯露真麵貌。“有一年，我的父親失聲了，從此再也沒恢複過來。”薩揚說道。他的父親一直等到收割季結束，才搭車去了離家最近的城市伊格迪爾，那裏的醫生發現他的肺部有什麽東西正在生長。隨後，父親搭車返回農場，一家人著手賣掉僅有的一點兒土地，舉家搬到伊斯坦布爾治療癌症。
一家人坐了將近24小時的公交車。薩揚記得當時自己11歲左右，有關旅途的一切新鮮又奇異。他記得第一次穿過隧道，告訴母親公交車正開進馬廄。他記得第一次看到電視機，認為出現在電視機屏幕上的人也能看到他。他的母親也有同樣的反應，於是立刻用頭巾遮住了自己的頭發。
他們在巴格西勒安頓下來，那是位於博斯伯魯斯海峽歐洲一側的工業郊區。薩揚的父親開始接受治療，薩揚和他的母親和姐妹們也都開始在一家紡織廠工作。工作很辛苦，周圍盡是震耳欲聾的紡織機。有人會在T恤上縫好一道接縫，然後扔到籃筐裏。而薩揚的工作就是收集堆起來的衣服，剪斷連在一起的線，疊好帶給下一位工人。因為當時他還太矮小，夠不著籃筐內部，他不得不跳起來把身子探進去，用肚子抵著籃筐邊保持平衡。“你連喘一口氣的時間都沒有。”薩揚回憶說，“你必須在各種機器之間跑來跑去。”
薩揚憎恨工廠。他花了不知道多少個小時用剪刀剪線頭，最後剪刀柄磨破了他的皮膚，開始流血。
然而城市生活很昂貴。他們從農場帶來了曬幹的玉米棒子，一開始，這些玉米就是他們的所有。醫生要求他們給薩揚的父親稱體重，確保他沒有日益消瘦，而體重秤成了另一收入來源：每逢周日，薩揚會休息一天，他就帶上秤去市場，靠給人稱體重掙錢。他第一次這麽做的時候，就掙到了足夠買一些胡蘿卜和蘋果的錢，當時他心裏一下湧出了勝利感。
生活好像在嘲弄他。從工廠的午餐廳望出去，就能看到一所學校，所以他總能瞥見自己不曾有過的生活。他不確定是什麽讓他產生了這個念頭，總之有一次午休的時候，他來到學校，要求見一下校長。見麵之後，他乞求校長能準許他入學。
“她說她很忙，沒時間跟我說話，把我趕了出去。”薩揚回憶說，“但她沒說不可以。”
在接下來的三個月內，他每天都來。他的策略相當簡單，就是讓校長不要忘記他。“每天扒著窗戶和門縫，露出我的臉。”這是他自己的說法。
最終，校長投降了。“我每個月掙11個土耳其裏拉，而這位校長，願上帝一直保佑她，她跟我說：‘好吧，穆特來，我們找到了一份獎學金，可以支付你在工廠所掙的錢，這樣你父親能夠繼續治療。’”薩揚說。
一開始，她不知道怎麽教薩揚。他既不會讀，也不會寫。他不適合待在一年級，但又跟不上六年級的課。所以校長想出了折中辦法。早上薩揚跟著同齡的同學上課，而下午圖書管理員會教他所缺失的一切星空体育官网入口网站。“我很害怕，如果我表現不好，他們會送我回工廠。”薩揚說，“這反而給了我動力。”
三年後他小學畢業，立刻進入了職業高中，學習農業商業。作為家裏唯一能讀會寫的人，他和他的父親一起預約醫生問診，傾聽醫生的分析。這點燃了他對醫學的興趣。但讓他得以追求醫學的是個簡直不可能發生的成就和機遇。
在伊斯坦布爾大學，他的GPA在班級裏排名第一，從而得到了去美國實習的機會。他在佛蒙特州一戶土耳其裔人家裏住了一個月。在那期間，他正好看到寄宿家庭的一位姐姐坐在廚房桌邊，著手申請大學，她想要學習工程學。
“我當時笑了，跟她說：‘這不可能，你的父親不是工程師，你的母親也不是，他們不會錄取你的。’”薩揚回憶說，“她回答我：‘不不，在這裏，你可以學習任何你想要學習的。’”這句話對他猶如醍醐灌頂。他轉學進入佛蒙特大學。在那裏，他生活在一戶美國人家中，他錄下所有的課程，因為他幾乎聽不懂授課的語言。每天晚上，寄宿家庭的母親會幫助他一起整理錄音。
就像當初他打定主意上小學，作為逃離工廠的緊急出口一樣，現在他決定去癌症實驗室當誌願者，於是他發出一封又一封的郵件。“無人回複。我對自己說：‘好吧，他們都是大忙人，那我就隻能去敲門了’”他說，“我以前就這麽幹過，所以我還能再做一次。”最後，他成功在實驗室會議上搭上了一位研究人員，後者正好在研究土耳其中部由礦石沉積引發的間皮瘤，很有興趣招一個會講土耳其語的同事。
最終，一切從實驗室裏得到了回報。薩揚分析間皮瘤細胞如何對化療產生耐受，以及雞尾酒靶向藥物如何緩解化療耐受。“這是我得以進入醫學院的原因之一。”他說，不過畢業時加入美國大學優等生學會和拿到最優等成績當然沒有壞處。他還回想起自己小時候，在家鄉冰凍的池塘上胡亂滑行，然後在伊斯坦布爾開始練習花樣滑冰，而後來在佛蒙特還當過滑冰教練。
到了開始成為住院醫師的時候，他早已設想好展開怎樣的研究。他在佛蒙特大學招募腦癌患者，想要理解為什麽這些患者會經曆長期疲勞。
他還想在新澤西研究這個問題。對於那裏的放射腫瘤學家來說，這標誌著薩揚不是他們常見的那種培訓生。正如羅格斯癌症研究所放射腫瘤科主席布魯斯·哈夫提（Bruce Haffty）說：“一個醫學生已經展開臨床實驗研究，而且還是自己提出的課題，這點相當與眾不同。”
對薩揚來說，研究也是為了自己。在學位、獎學金、論文發表這一個個成就之下，流淌著悲痛之情。薩揚高中畢業時，父親過世了，但那個他兒時記憶中的男人其實已經走了好多年。在疾病和治療之間，父親已成為了某種幽靈般的存在。“在伊斯坦布爾，我不記得和他有過任何美好的回憶。”薩揚說。
這也是他對於疲勞乏力感興趣的部分原因。他看到腦癌患者不僅在化療過程中被疲勞和乏力步步拖累，而且在一些病例中，治療結束後這種症狀還會持續很久。他想要知道確切的原因。問題出在腫瘤還是治療手段？如果他能指出誰產生了怎樣的感受，以及為什麽，那也許能夠消除那種感覺，讓人們能夠更好地享受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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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被忽視的問題。我們把它歸咎於治療和腫瘤。”薩爾瑪·賈布爾（Salma Jabbour）說，他是羅格斯癌症研究所的胃腸道放射腫瘤科主任，“想要研究這個問題，表明你很關心患者正在經曆的狀況，這令人記憶深刻。”
臨床試驗不是研究中唯一讓他想起自己父親的部分。當他開始研究是否有可能安全地合並乳腺癌療法，進行次數更少的治療而每次強度更高，他發現問題不僅在於生理學方麵，也關係到經濟方麵。
“傳統的乳腺癌治療大約持續五到六周，但不是每個人都能接受這麽長的治療時間。”他說，“佛蒙特是大城市，讓我們忘掉佛蒙特，在土耳其……”
他恰好知道，跋涉去接受治療的旅途會多麽艱辛，治療的持續時間或者價格可能會決定患者的命運。
他當然知道代價有多少。他的姐妹們最終都結婚了，但母親繼續在同一家T恤工廠工作，直到他醫學院畢業後開始掙錢。“有了第一份工資支票，我開始每個月給我母親寄錢。”他說，“她終於不用再去那家工廠工作了，我好開心。”
薩揚頻繁地返回土耳其，不僅是為了探親，同時也是為了研究。兩年前的夏天，他往返於馬爾丁，加齊安泰普、哈蒂和梅爾辛之間，收集定居在那些城鎮及其周邊的敘利亞難民中的癌症患病率數據。他發現，極少有人接受放射性治療（放療），而那些接受放療的人中也有許多會錯過預約（沒有完成治療），這降低了他們的存活率。薩揚說，護理本身是免費的，就像醫療口譯服務一樣，但他想知道問題是不是在於時間或者交通。
對某些人來說，某些療法並沒有普及到世界上最脆弱的群體中，這可能是一種必然。但是這種情況讓薩揚很擔心，就像為任何阻擋治療的障礙擔心一樣，無論患者來自哪裏。
人們很容易想象一個在某種“真空環境”中展開的癌症研究，科學努力延長患者生命，遠離地緣政治和政策的喧囂。而想到誰來收容尋求庇護的人和難民，誰來將他們拒之門外，什麽樣的政策能提供良好的護理，這些問題就讓人不那麽舒服了。薩揚的故事是一種抓住機遇的教育範本，也是一個典型的美國故事。我們都想在他身上看到我們自己：頭腦聰穎，個性溫厚，風趣健談，不知疲倦地追求某種深刻的道德和價值。我們從來不會想象自己成為某個工廠主，對於手下員工受傷流血的情況視而不見。
作者：Eric Boodman
翻譯：阿金
審校：戚譯引
引進來源：STAT
引進鏈接：https://www.statnews.com/2020/11/24/mutlay-sayan-rutgers-radiation-onc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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