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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科普：古代，老百姓怎樣能安全借到錢？

來源：人文曆史

發布時間：2021-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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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men) 在看警匪、懸疑片時，經常會(hui) 看到“綁架人質”的情節，凶狠、橫暴的歹徒抓住恐懼又無抵抗之力的婦孺，以此威脅警方，好達到“以物易物”的企圖。在這樣的場景中，我們(men) 一般稱那個(ge) 被威脅的人為(wei) “人質”，然而，人質為(wei) 什麽(me) 被叫做“人質”呢？

我們(men) 通常稱被綁架的人為(wei) “人質”。圖源/電視劇《如意芳霏》

實際上人質的概念，早在春秋戰國時已出現，《左傳(chuan) ·隱公三年》便記載了鄭莊公與(yu) 周平王交換人質的事。由此看來，人質是以交換為(wei) 前提才成立，“人質”中的“質”字本身就有交易、抵押的含義(yi) ，參考《說文解字》的闡釋，“質”即“以物相贅”之意。

那麽(me) 我們(men) 可以推斷，“質”顯然與(yu) 中國古代的商品經濟相關(guan) ，例如西周的買(mai) 賣契約稱為(wei) “質劑”，而管理契約的稱作“質人”。若我們(men) 想與(yu) 古人做交易，首先第一步，便是要找到質人。

質人與(yu) 質庫

從(cong) 救濟到暴利

根據《周禮》，中國早在西周便出現了契約製度，其中《地官》篇章記載道，“質人”其實是一個(ge) 職業(ye) ，他們(men) 相當於(yu) 現代的市場管理者，負責處理西周官方的買(mai) 賣。所謂“大市以質，小市以劑”，質人的業(ye) 務除了小件物品，也包括牛馬、田宅等大額交易，買(mai) 賣的契約稱為(wei) “質劑”，而借貸契約稱為(wei) “傅別”。

質人作為(wei) 官方的市場管理者，我們(men) 可將其視為(wei) 西周經濟管理體(ti) 係中的一員，根據《周禮·地官》記載，西周政府設有“泉府”這一機構專(zhuan) 門“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yu) 民用者”，即負責控管國家稅收、收購市上的滯銷物資、收發貸款與(yu) 利息。

《周禮》書(shu) 影。圖源/網絡

那麽(me) ，若我們(men) 想找古人借貸，西周實際上為(wei) 我們(men) 提供了一個(ge) 相對安全的官方途徑。一般而言，西周政權的借貸形式分為(wei) “賒”和“貸”：“賒”主要針對祭祀、喪(sang) 紀之事，隻要求按期歸還並不計利息；而“貸”專(zhuan) 門針對勞動生產(chan) 者，《周禮》說道：“凡民之貸者，與(yu) 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為(wei) 之息”，則需要計息。實際上，西周為(wei) 了穩定民情、鞏固政權，時常發放無息貸款於(yu) 民，相當於(yu) 一種救濟與(yu) 幫助，計息貸款是相對少的。不過，若我們(men) 想借計息貸款的話，利息又怎麽(me) 算呢？

西周計息的首要考量是地域的遠近程度，若住在城市中，國家征賦二十分之一，即年利率為(wei) 5%，住在遠郊則征賦十分之一，按距離增加，由此類推年利率為(wei) 10%-20%不等。參考我們(men) 現今國家的法律規定，基本上年利率超過20%便是高利貸，若住在西周遠郊地區，相當於(yu) 向周天子借高利貸了。

然而這之於(yu) 古代中國，20%的利息僅(jin) 僅(jin) 是個(ge) 開始。

春秋戰國時期，隨著金屬貨幣——黃金的出現，中國古代高利貸的魔爪由此伸入民間。戰爭(zheng) 所帶來的動亂(luan) 、災荒及諸國統治者橫征暴斂的情況擊垮了毫無抵禦能力的平民百姓，借貸的需求高漲，與(yu) 此同時，掌握大量財富的富商大賈及官僚等成了主要的放貸方。放貸主要有貨幣和穀物兩(liang) 種形式，以齊國為(wei) 例，《管子·輕重》記載齊國南部地區的穀物借貸利率“其出之中佰伍十也”，即年率50%，而西部地區更是高達100%的利率。

一般而言，戰爭(zheng) 、災荒等緊急情況下的借貸多為(wei) 高昂的倍稱之息，而直至政治相對穩定的漢代，高利貸問題始終沒有得到緩解，漢代甚至出現了專(zhuan) 門從(cong) 事高利貸的商人集團——“子錢家”。《史記·貨殖列傳(chuan) 》記載，漢景帝三年時，吳楚七國叛亂(luan) ，長安城中列侯、封君為(wei) 從(cong) 軍(jun) 出征向子錢家借貸，子錢家以漢廷勝敗未知而拒絕借貸，隻有毋鹽氏一家“出捐千金貸，其息什之”。三個(ge) 月後，七國之亂(luan) 被迅速平定，而毋鹽氏在一年之中獲利十倍，利率高達1000%。

顯然，在上述局勢下，借貸成了富商、地主等累積社會(hui) 財富的重要手段，相反的是，無力償(chang) 還高利貸的平民百姓往往落得流離失所、家破人亡的困境。為(wei) 改變這樣的局麵，秦律中曾有服役以抵債(zhai) 的規定，平民百姓可通過抵押或是服役等方式還債(zhai) 。魏晉南北朝時，北魏也開始發布禁止收利過本的規定，而中國最早的抵押機構——質庫也在此時隨著佛教的盛行應運而生，質庫通過抵押、放款、收息，暫緩了平民的經濟壓力。

相對於(yu) 民間高利貸，顯然質庫的權威性及穩定性為(wei) 借貸人提供了更高的安全保障。

那麽(me) 在質庫出現以前，若想安全地向古人借貸，第二步需要注意的是，請不要出現在上述任何朝代。

質舉(ju) 與(yu) 指質

隋唐寺院經濟的鼎盛

在中國古代，唐是相對昌盛、繁榮的社會(hui) ，其商品經濟已基本脫離早期自然經濟的形態，進入一個(ge) 蓬勃發展的階段。我們(men) 從(cong) 敦煌吐魯番地區保存的借貸契約來看，可發現隋唐的契約製度顯然有更高的保障意識，譬如詳盡記錄了債(zhai) 權人身份、債(zhai) 務人身份、立契時間、借貸原因及總額、還款期限等細節。然而這裏也衍生出一個(ge) 小問題：為(wei) 何借貸契約會(hui) 保存在以佛教藏經聞名的敦煌吐魯番呢？

實際上，隋唐借貸製度的發展與(yu) 佛教寺院有很直接的聯係。

魏晉南北朝是中國古代宗教大流行之時，尤其北魏盛行佛教，自孝文帝起便掀起一股建寺熱潮。隨著寺院增多，寺院這股宗教勢力也逐步發展起來，直至隋唐時期，在統治集團的扶植下寺院迅速發展出自身獨具一格的經濟體(ti) 係——寺院地主莊園，簡稱“寺莊”。

唐朝佛教文化盛行。圖源/電視劇《活佛濟公》截圖

寺莊成立的關(guan) 鍵在於(yu) 田地，唐朝均田製規定，將土地按人口分配，而寺院作為(wei) 重要的精神聖地，皇室常賞賜寺院田地，而貴戚、富豪等信徒也會(hui) 捐贈田園為(wei) 寺，由此寺院擁有的土地麵積增大，逐漸形成一種莊園式的經濟形態。一般而言，大型的寺莊內(nei) 多有農(nong) 田、菜園、林果園，有的還有水渠和各種手工作坊等，另外，還有諸多莊客會(hui) 依附於(yu) 寺莊，承擔勞動生產(chan) 工作，一般稱作“淨人”“部曲”。

在這個(ge) 體(ti) 製下，寺院形成一種自給自足的經濟形態，寺院僧侶(lv) 擁有優(you) 渥的財富基礎，足以向平民提供救濟及借貸。《十誦律》中曾記載：“以佛塔物出息，佛言：聽之。”這說明佛教古律是允許僧侶(lv) 以佛門財物“出息”的，意即舉(ju) 貸取利，由此，自魏晉起，寺院的寺庫也發展出自身的高利貸資本借貸形式，主要是典當，亦稱“質舉(ju) ”。《南史·甄法崇傳(chuan) 》記載了一則故事揭示了南朝佛寺已普遍有寺庫典當的現象存在：“法崇孫彬，彬有行業(ye) ，鄉(xiang) 黨(dang) 稱善，嚐以一束苧就州長沙寺庫質錢，後贖苧還，於(yu) 苧束中得金五兩(liang) ，以手巾裹之。彬得，送還寺庫。”

由此看來，寺庫的典當是隋唐時普遍存在、相當有規模的一種抵押製度，實際上，唐朝對於(yu) 借貸業(ye) 已有一套較為(wei) 完善的規定。首先對於(yu) 利息，唐朝朝廷進行了一定程度的管製，如《雜令》記載了計息借貸“每月取利不得過六分，積日雖多，不得過一倍……又不得回利為(wei) 本”等限製條規。

其次，唐朝還有一些針對借貸風險的保障製度，分別保障了債(zhai) 權人或債(zhai) 務人各自的權益，譬如借貸契約需要增設一保人，在違約時有所代償(chang) 。另外還有役身折酬、掣奪家資的規限等等。值得一提的是抵押製度，抵押稱作“指質”，債(zhai) 務人的不動產(chan) 、動產(chan) 均可作為(wei) 抵押物，甚至能以人為(wei) 質作為(wei) 借貸契約的擔保，若債(zhai) 務人無法清償(chang) 到期的債(zhai) 務，那麽(me) 該人質就成為(wei) 債(zhai) 權人的奴婢。

顯然，比起戰亂(luan) 年代，隋唐時期確實是一個(ge) 相對適合借貸的好選擇，但是需謹記，盡管隋唐的借貸製度已頗有規範，其借貸利率相比現代社會(hui) 仍然屬於(yu) 高利貸，尤其還存在著許多官不為(wei) 理的民間借貸。舉(ju) 個(ge) 例子，根據《中國曆代契約粹編》對唐代民間借貸的貨幣利率調查，其中一則說明“舉(ju) 取銀錢拾文，月別生利錢壹文”，即年利息高達120%。

由此，若想在隋唐時期借貸，顯然還是要謹慎避雷、嚴(yan) 防高利貸，尤其要注意民間不靠譜的私營機構。

那麽(me) ，向古人借貸的第三步，我們(men) 需要找一些相對有權威、規範的大型機構。

北宋官營借貸機構

王安石變法之成敗

熙寧二年（1069年），王安石為(wei) 改變北宋建國以來積貧積弱的局麵，以“理財”“整軍(jun) ”為(wei) 目的實施一係列政治措施，推動了宋代借貸業(ye) 的發展，於(yu) 是宋代獨有的官方借貸機構——檢校庫、抵當庫和市易務由此成立。

宋代借貸機構看起來比其他朝代還要規範，那麽(me) 我們(men) 是否能安全又順利地向宋人借貸呢？檢校庫、抵當庫和市易務三者看似承擔著不同的職務，究竟要上哪借？值得注意的是，三者的業(ye) 務重疊性其實很高，並且它們(men) 之間的發展有著緊密的承接關(guan) 係。

首先，檢校庫是宋代為(wei) 保護孤幼財產(chan) 繼承的一種檢校製度。宋神宗熙寧四年（1071），隨著王安石變法的展開，為(wei) 了使孤幼財產(chan) 保值、增值，檢校庫同時開展了放貸收息業(ye) 務，以“依常平倉(cang) 法貸人，令入抵當出息”的方式，通過抵押借貸，官府以息錢補貼孤幼兒(er) 童日常生活開支。這麽(me) 看來，針對孤兒(er) 的檢校庫看起來不像是適合我們(men) 借貸的地方，然而，這實際上卻是官吏借機放貸生息的地方。

檢校庫開放放貸收息的同時，開封府所在的中央各部門見檢校庫可生息獲利，於(yu) 是陸續將各自部門的經費存入檢校庫，委托放貸生息。於(yu) 是在熙寧五年（1072）正月，隨著檢校庫貸放本錢的增加，宋神宗下詔特置一局轉管息錢支給，於(yu) 是專(zhuan) 門管理貸放業(ye) 務的機構——抵當所出現了。

根據《宋會(hui) 要》記載：“京師置四抵當所，許以金帛質當現錢，月息一分。”即年率12%，相比當時民間的私營質庫，年率一般在30-50%之間，這似乎是西周以後最低的計息，顯然向抵擋所借貸是一個(ge) 較為(wei) 劃算又安全的選擇。

《宋會(hui) 要輯稿》書(shu) 影。圖源/網絡

然而，生活不會(hui) 總讓你輕易得償(chang) 所願。

熙寧六年（1073）抵當所被劃分到都提舉(ju) 市易司屬下管轄，基本上與(yu) 市易務合並，其業(ye) 務也逐漸被市易抵當取代了。市易務是在王安石市易法的安排下成立的一個(ge) 抵當機構，它相當於(yu) 一個(ge) 官方的大型交易平台，政府每年撥內(nei) 藏庫錢百萬(wan) 貫充當市易本錢，市易務根據行戶的需要從(cong) 客商收購物貨，再賒貸給行戶分銷。由此大客商可以在此貸錢，中小零售商可以賒貨，不管貸錢、賒貨均以地產(chan) 或金銀等其它產(chan) 業(ye) 為(wei) 抵押，其利息均是年息二分，相當於(yu) 年息20%，另還需繳納利息 10％的市例錢用於(yu) 吏祿開支。

這麽(me) 說來，若我們(men) 到市易務借貸，盡管是官方平台，但計息甚至都快趕上私營質庫了，可怕的是還有一個(ge) 巨大的漏洞——吏祿的“額外開支”。以市易務來舉(ju) 例，市易務的批零收入實際上不歸國家財政管理，而是由市易務官吏支配，那麽(me) 官吏的品行成了大客商與(yu) 零售行戶之間最關(guan) 鍵的紐帶，而北宋現實情況是，大部分的官吏動用市易務本錢從(cong) 客商“賤買(mai) ”貨物，再“貴賣”給零售商。於(yu) 是，此過程中本應由市易務承擔的賒貸本息全都轉嫁到中小零售商身上，而賤買(mai) 貴賣所賺取的利潤差價(jia) 則任由官吏中飽私囊。

實際上，類似的問題也在王安石的青苗法中出現過，官吏強行貸款貸糧，各戶都被抑配青苗錢、強製納息。王安石變法像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麵抑製了民間高利貸之猖獗並為(wei) 政府賺取了利潤，另一方麵卻淪為(wei) 官吏任意滿足其貪念的工具，但無論如何，這場鬥爭(zheng) 中，受難的始終是平民百姓。

看來，想在宋代安全又順利地借貸也是不容易，那麽(me) 元代是否有可能呢？

並不。

1279年，大蒙古國徹底擊潰了南宋流亡政府，建立了少數民族政權，同時帶來了高利貸的大魔王——斡脫錢。

斡脫錢由元朝一批專(zhuan) 門發放高利貸的回族商人經營，這種高利貸高到什麽(me) 程度呢？關(guan) 漢卿在《竇娥冤》中有一幕描述了竇娥的父親(qin) 向人借銀子20兩(liang) ，一年之後需還40兩(liang) ，父親(qin) 無法償(chang) 還隻得將竇娥送作童養(yang) 媳。斡脫借貸之凶惡便在於(yu) 其年利率往往高達100%，除利率達到倍稱之息以外，放貸人的任意性太高，大量的民間借貸還存在嚴(yan) 重的複利計息問題，即把利息計入本金後重新計息，稱作“羊羔息”。

王秀蘭(lan) 飾演的竇娥。來源/電影《竇娥冤》劇照

元代高利貸像是滾雪球一樣，越陡峭的山坡雪球越滾越大、越滾越快，在粉身碎骨以前，似乎永遠看不到盡頭。無論如何，隻要高利貸存在，便證明了平民始終無力逃離於(yu) 封建體(ti) 係下的經濟困境，縱覽中國古代的借貸情況，即便管控再嚴(yan) 厲、借貸機構再完善、利率再低，平民永困於(yu) 苦難之間，無從(cong) 逃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