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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漢字的曆史上，人們(men) 通常把秦代之前留傳(chuan) 下來的篆體(ti) 文字和象形文字稱為(wei) “古文字”，而將隸書(shu) 和之後出現的字體(ti) 稱為(wei) “今文字”。因此，“隸變”就成為(wei) 漢字由古體(ti) （古文字）演變為(wei) 今體(ti) （今文字）的分界線。究根溯源，這樣的轉變倒是與(yu) 漢字的書(shu) 寫(xie) 載體(ti) 有些關(guan) 聯。

何謂“簡牘”

所謂“簡牘”是用來書(shu) 寫(xie) 的竹、木的統稱。一般來說，以竹子為(wei) 載體(ti) 的稱為(wei) “簡策”；以木頭為(wei) 載體(ti) 的叫作“版牘”；但也有以木作簡稱木簡的。具體(ti) 而言，一根竹片叫“簡”，把若幹竹片編起來叫“策”，又叫“冊(ce) ”。在東(dong) 漢年間的《說文解字》中，“冊(ce) ”是象形文字，像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一根簡容不下許多字，長文章必須用許多簡編成策。編簡成策的繩子叫作編，一般用麻繩，也有用皮繩或用絲(si) 繩來編連單根的簡。一塊木板叫“版”，寫(xie) 有文字叫“牘”。如果是一尺見方的牘，叫作“方”。一般不到100字的短文可寫(xie) 在版牘上，長文章則用簡冊(ce) 。版牘主要用於(yu) 寫(xie) 錄物品名目或登錄戶口、編製地圖和通信等，所以古人常用“版圖”代表國家的領土。

從(cong) 生活常識可以知道，普通的竹子和木頭，是不容易寫(xie) 字的，因此“簡牘”還有一番加工的過程。東(dong) 漢王充在其《論衡》一書(shu) 中介紹：“竹生於(yu) 山，木長於(yu) 林，截竹為(wei) 簡，破以為(wei) 牒，加筆墨之跡，乃成文字”，“斷木為(wei) 槧，析之為(wei) 板，力加刮削，乃成奏牘”。這段話的意思是，將竹切截為(wei) 筒，劈破成竹條；將木鋸斷，剖析為(wei) 木板，刮削磨平後，就可以寫(xie) 字了。
另外，西漢晚期的劉向在《別錄》裏又說：“新竹有汁，善朽蠹，凡作簡皆於(yu) 火上炙幹之。”由於(yu) 新鮮的竹子含有水分，容易腐朽或生蟲，所以以竹製簡的工序，就比製木簡要複雜一些。首先要選擇上等的青竹（稱為(wei) “青”）削成長方形的竹片，再用火烘烤一片片的青竹防蟲。在烘烤之時，本來新鮮濕潤的青竹片被烤得冒出水珠，就像出汗一樣，這道烘烤青竹的工序也因此得名為(wei) “汗青”（或“殺青”）。後來，“汗青”就漸漸成為(wei) 竹簡的代名詞，進而又成為(wei) 竹簡所記載的“史冊(ce) ”。南宋末年的文天祥（1236-1283）在《過零丁洋》中所作“留取丹心照汗青”，便是出自製作竹簡這一典故。
相比之下，甲骨、青銅作為(wei) 文字載體(ti) ，或材料稀少不易獲得，或材質本身過於(yu) 笨重，都不具備大量流通的條件；而竹木盛產(chan) 於(yu) 中土（全世界竹子種類有500多種，而我國就有250多種），廉價(jia) 易得，與(yu) 其他材料相比，易於(yu) 攜帶流傳(chuan) ，自然成為(wei) 古人書(shu) 寫(xie) 時的首選。

竹木何時應用於(yu) 書(shu) 寫(xie) 已無從(cong) 考證，但其時間必然很早。《尚書(shu) 》有載：“惟殷先人，有典有冊(ce) 。”再加上甲骨文、青銅器銘文中都有“冊(ce) ”字，這就說明最遲在公元前1300年之前簡策就已有了。遺憾的是，由於(yu) 竹木易腐，時代久遠，沉埋地下的殷周簡策早已腐爛，至今沒有發現實物。現存最早的竹簡是出土於(yu) 湖北曾侯乙墓的戰國簡（前433），共240多件，約 6000餘(yu) 字。

秦漢年間的簡牘，留存至今的更多。1975年12月，湖北雲(yun) 夢縣睡虎地11號墓地又出土了一批秦簡，共達1100多枚，內(nei) 容包括南郡守騰文書(shu) 、大事記、為(wei) 吏之道及律文等。

有人或許要問了，古人究竟是怎麽(me) 在“簡牘”上寫(xie) 字的呢？既然是來自竹木的材料，是不是用刀刻上去的字呢？

並非如此。從(cong) 出土的實物考察，簡上的字是用毛筆和黑墨寫(xie) 的。要是寫(xie) 錯了字，將墨跡用刀刮削下去，然後再寫(xie) 上正確的字。所以曆來把修改文章稱作“刪削”。從(cong) 目前出土實物來看，書(shu) 刀多為(wei) 鐵質，直刃，刀柄成環形。因為(wei) 書(shu) 刀用來刊改誤字，類似現在橡皮，所以古人寫(xie) 字常常隨身帶著刀和筆，以便隨時修改錯誤。書(shu) 刀在簡牘時代的書(shu) 寫(xie) 中與(yu) 毛筆同等重要，長期的刀筆同置使“刀筆”最終凝聚成了一個(ge) 詞語，並有了專(zhuan) 門含義(yi) 。《戰國策·秦策五》有句話：“臣少為(wei) 秦刀筆，以官長而守小官，未嚐為(wei) 兵首。”《漢書(shu) ·張湯傳(chuan) 》也說：“湯無尺寸功，起刀筆吏，陛下幸致位三公，無以塞責。”其中都是將“刀筆（吏）”作為(wei) 處理文書(shu) 紀要的小吏代稱。自宋元後，人們(men) 更是特將訟師幕僚稱作“刀筆吏”，顧名思義(yi) ，就是謂其深諳法律之規則，文筆犀利，用筆如刀。

主簿圖，東(dong) 漢，1952 年河北省望都縣一號墓出土

為(wei) 了在簡牘上寫(xie) 字，古代人們(men) 一般是跪坐在地上，左手負責持簡，右手負責握筆書(shu) 寫(xie) 。河北望都漢墓壁畫中有對坐書(shu) 寫(xie) 的“主記史”與(yu) “主簿”，較為(wei) 真實地反映了這一書(shu) 寫(xie) 方式。圖中主簿坐在枰（或榻）上左手持簡，右手持筆，在做記錄。

簡牘都是細長條形，書(shu) 寫(xie) 時本來可以有橫向與(yu) 豎向兩(liang) 種選擇，但古人覺得取豎向更為(wei) 得當：竹簡豎放時，左手握簡時以手掌為(wei) 依托，用五指持簡，竹簡穩定，便於(yu) 書(shu) 寫(xie) ；而將竹簡橫放時，左手隻能握住竹簡的左端，書(shu) 寫(xie) 時易於(yu) 晃動。書(shu) 寫(xie) 完一簡後，左手再取下一支簡，為(wei) 了避免打亂(luan) 書(shu) 寫(xie) 完畢簡的順序，通常將待寫(xie) 的空白簡放在左手邊，寫(xie) 好的簡依次從(cong) 右向左邊排列，最先寫(xie) 的那一支排列在最右邊。書(shu) 寫(xie) 完畢編簡成冊(ce) 以後，第一簡必定寫(xie) 這篇書(shu) 的題目。有時為(wei) 了保護書(shu) 簡在開頭加兩(liang) 根不寫(xie) 字的簡稱為(wei) “贅筒”，這也是後世書(shu) 籍“護封”之源。

當一部書(shu) 寫(xie) 好以後，以尾簡為(wei) 中軸卷一卷，以便保存。為(wei) 了避免錯亂(luan) ，同一書(shu) 的策，常用“帙”或“襄”盛起來。如此一來，就形成了漢字自上而下、從(cong) 右向左的書(shu) 寫(xie) 習(xi) 慣，一直延續到紙張代替簡牘之後很久。今天出版的一些古籍，行文仍有豎排的情況，便是沿襲了這一曆史“慣性”。

一根簡牘上能夠寫(xie) 多少字呢？

根據大量出土簡牘實物分析，簡的長短並不是絕對的，一般規律是簡書(shu) 長短大小與(yu) 書(shu) 寫(xie) 的內(nei) 容有密切關(guan) 係，凡重要的書(shu) 籍或記重要事情，必用最長的簡來書(shu) 寫(xie) 。每一簡上所寫(xie) 字數多少是不相同的，少的隻有一二字，多則幾字、十幾字，甚至幾十字。每根簡隻寫(xie) 一列（比較寬的木簡可寫(xie) 兩(liang) 列或多列）。編撰一部完整的書(shu) 通常要耗費大量的簡牘，還要避免流傳(chuan) 過程中簡冊(ce) 損壞後造成內(nei) 容遺失和順序顛倒。一本書(shu) 的頁和行發生錯亂(luan) ，校勘者稱之為(wei) “錯簡”，指明是各支簡的次序錯亂(luan) 了。

戰國竹簡，出土於(yu) 湖北隨縣曾侯乙墓，現藏湖北省博物館

由於(yu) 簡牘這種縱勢狹長的書(shu) 寫(xie) 載體(ti) 在先秦時期長期占據著主導地位，致使書(shu) 寫(xie) 者在控製毛筆時無法展開大幅度的動作，而隻能拘束於(yu) 狹窄的空間。簡牘尺寸與(yu) 文字書(shu) 寫(xie) 的信息量之間就形成了一個(ge) 矛盾，迫使人們(men) 在書(shu) 寫(xie) 時盡可能用簡練的語言表達，並努力在狹小的空間中書(shu) 寫(xie) 較多的文字。為(wei) 達到這一目的，就必須將字形壓扁以節省縱向空間。為(wei) 保證文字的清晰可見，就要充分利用簡麵有限的寬度，使文字盡量往左右兩(liang) 側(ce) 舒展，在縱向壓縮與(yu) 橫向伸展的共同作用下，最後就出現了一種單字呈扁勢，而上下兩(liang) 字間間距被拉大的獨特章法形式，也就是所謂的“隸書(shu) ”。

“隸變”由來

“隸書(shu) ”的興(xing) 起，大抵在戰國晚期到秦漢之際。這一時期也正是簡牘發展最迅速、應用最廣泛的時期。當時的秦國崇尚法家，法度齊備。比如睡虎地出土秦簡就包括了“秦律十八種”，其內(nei) 容涉及了農(nong) 業(ye) 、倉(cang) 庫、貨幣、貿易、徭役、置吏、軍(jun) 爵、手工業(ye) 等多方麵。律法體(ti) 係如此龐雜，文書(shu) 工作自然變得十分繁忙。因此，戰國時的秦係文字在書(shu) 寫(xie) 過程中，社會(hui) 上已經形成了大量的俗體(ti) 字。近幾十年發現的大量秦簡上許多文字顯然不是正規的篆文（《青川郝家坪木牘》《天水秦簡》《雲(yun) 夢睡虎地秦簡》）。

秦並天下之後，以小篆為(wei) 通行文字。可惜這種圓潤俊秀的文字雖比它以前的文字簡易，但它那粗細一樣、彎曲圓轉的長線條，還是很難書(shu) 寫(xie) 的。由於(yu) 政務繁忙，官府裏經辦普通文書(shu) 的“徒隸”們(men) 應急求快，便采用民間的手頭字體(ti) ，自行將篆文潦草簡化了，為(wei) “徒隸”們(men) 所用，“隸書(shu) ”的名稱大概就是這樣來的。《晉書(shu) ·衛恒傳(chuan) 》有句話，“隸書(shu) 者篆之捷也”，指出了隸書(shu) 的特點：篆書(shu) 快寫(xie) 即成隸書(shu) 。

關(guan) 於(yu) “隸書(shu) ”的麵世，還有說法將其歸功於(yu) 程邈。據說此人原本也在秦廷做官，後來因故得罪了秦始皇，秦始皇把他關(guan) 進監獄，一關(guan) 就是十年，他在監獄裏閑著沒事就收集整理當時在隸人中流行的草寫(xie) 篆書(shu) ，並將此3000字獻於(yu) 秦始皇，嬴政看了以後很高興(xing) ，就將程邈放出了監獄。但這個(ge) 說法早在15個(ge) 世紀之前就已經遭到質疑。北魏時期（386—535）的酈道元《水經注》就引孫暢之所言，指出山東(dong) 臨(lin) 淄人發掘古塚(zhong) ，得到稱齊太公六世孫胡公之銅棺，而上麵隻有三個(ge) 是古字，其餘(yu) 都同於(yu) 隸書(shu) ，以此可證隸書(shu) 非始於(yu) 秦朝。或許，像李斯整理小篆文字一樣，在秦官府正式使用隸書(shu) 文字時，類似程邈這樣的官府書(shu) 吏曾做過係統的整理工作，對隸書(shu) 的形成有過重要的作用。

肩水金關(guan) 簽牌，東(dong) 漢。甘肅肩水金關(guan) 遺址出土，現藏甘肅簡牘博物館。“肩水金關(guan) ”四個(ge) 字為(wei) 東(dong) 漢官文書(shu) 中的隸書(shu) 字體(ti)

不論起源如何，隸書(shu) 顯然是下層書(shu) 吏使用的一種俗字。盡管秦朝的統治者允許官府用隸書(shu) 來處理日常事務——1975年在湖北江陵鳳凰山七十號秦墓裏發現兩(liang) 顆同文玉印：一是正規篆文；另一與(yu) 秦簡的隸書(shu) 風格相吻合——但比較莊重的場合一般還是使用“小篆”，而不用“隸書(shu) ”。秦始皇周遊天下四處刻石，用的都是小篆字體(ti) ，就是證明。秦代創造了小篆，同時也發展了隸書(shu) 。大約是小篆和隸書(shu) 比較，實用性不強，書(shu) 寫(xie) 困難，遠不如同時發展的隸書(shu) 。故小篆成了一個(ge) 短命的書(shu) 種，很快退出了曆史舞台。到了漢代，隸書(shu) 終於(yu) 取代小篆而成為(wei) 正式的書(shu) 寫(xie) 字體(ti) 。

兩(liang) 枚“冷賢”方形銅印章，秦代，江陵鳳凰山秦墓出土。印上的“冷賢”二字分別用小篆（右）和隸書(shu) （左）

漢字字體(ti) 從(cong) 篆書(shu) 到隸書(shu) 的演變叫作“隸變”。從(cong) 篆書(shu) 到隸書(shu) 的變化，是漢字演變史上的一個(ge) 重要轉折點，也是古今漢字的一個(ge) 分水嶺。東(dong) 漢年間的許慎在《說文解字·敘》裏就說：“秦燒滅經書(shu) ，滌除舊典，大發隸卒興(xing) 役戍，官獄職務繁，初有隸書(shu) ，以趣約易，而古文由此絕矣。”他的這番話顯然是站在維護古文字立場上講的。

隸書(shu) 之於(yu) 之前的篆文，一個(ge) 顯著特征是“破圓為(wei) 方”：變小篆的曲線條為(wei) 直筆，變小篆的圓轉筆畫為(wei) 方折，這樣的變化與(yu) 書(shu) 寫(xie) 載體(ti) 似乎也不無幹係。小篆通常以刀施於(yu) 石上，所以小篆在書(shu) 寫(xie) 時，所有筆畫皆以圓筆書(shu) 寫(xie) ，幾乎沒有毛筆書(shu) 寫(xie) 的提按動作，力求筆畫平直等粗；而隸書(shu) 以毛筆書(shu) 於(yu) 簡牘之上，書(shu) 寫(xie) 時可以展現毛筆運筆多變的筆法，筆畫中方筆圓筆兼備並且富於(yu) 粗細變化。
在隸書(shu) 的筆法裏，橫畫長而直畫短，呈長方形狀，講究“蠶頭雁尾”。所謂“起筆蠶頭”，即在起筆藏鋒的用筆過程中，同時將起筆過程所形成的筆畫外形寫(xie) 成一種近似蠶頭的形狀。“收筆雁尾”，即在收筆處按筆後向右上方斜向挑筆出鋒。

這樣的筆法來由，或許與(yu) 簡牘的質地有關(guan) 。竹簡的表麵即使平整，其紋路仍呈縱勢均勻排列，且帶有凹槽。因此，毛筆在書(shu) 寫(xie) 橫向筆畫和縱向筆畫所受到的阻力是不同的。當毛筆在簡上書(shu) 寫(xie) 從(cong) 上至下的豎直筆畫時，受到的阻力較為(wei) 均勻，而書(shu) 寫(xie) 從(cong) 左至右的橫向筆畫時，就要將筆勢進行調整，當遇到阻力時就有意識地施力將筆尖下壓，通過後再將筆尖提起，從(cong) 而形成上揚之勢。如此“蠶頭雁尾”的橫向筆畫往往在每個(ge) 字中隻出現一筆，即使是橫筆畫很多的字，也隻在其主筆畫中出現一處，其餘(yu) 筆畫中皆不出現，這就是所謂的“蠶無二至，雁不雙飛”。這種誇張的主筆增強視覺衝(chong) 擊力，清晰易識，字與(yu) 字之間因此便有了涇渭分明的界限，這對於(yu) 書(shu) 寫(xie) 相對隨意、字形大小不均間距不顯的簡牘來說，無疑是一種重要的字間標識手段。“蠶頭雁尾”也成為(wei) 成熟“隸書(shu) ”最顯著的特征。

隸書(shu) 的黃金時代

實際上，隸書(shu) 之於(yu) 古文字的變化還不止於(yu) 此。有人總結了這樣幾條變化規律：一、形變。形變是指字體(ti) 的形狀結構保持原有狀態基本穩定，隻把篆書(shu) 的曲線改為(wei) 平直方折的筆劃，使字體(ti) 的形象發生改變；二、省變。省變是指在發生形變的同時，將繁體(ti) 字進行簡化，省去部分偏首。如“秦、春、奉”等字，在篆書(shu) 中上部都不相同，隸變後被同一個(ge) 新構件取代；三、訛變。訛變是指在發生形變的同時，改變筆畫方向和下筆順序等，讓文字的形體(ti) 結構也隨之發生變化，重新組織字形。比如“黑”字下麵的兩(liang) 個(ge) “火”字分化成“土”和“四點”，“光”字將上麵的“火”字變作“小”字等等。

通過這樣的變化，絕大多數漢字變成了完全喪(sang) 失象形意味的，由點、畫、撇、捺等筆畫組成的符號，無規則的線條變成了有規則的筆畫。從(cong) 字形上看，通過合並、省略、省並等方式，漢字形體(ti) 大大簡化了，變成了完全符號化的文字。無怪乎《漢字學概要》如此總結：“從(cong) 篆書(shu) 到隸書(shu) 的轉變，是漢字史上的一大飛躍，從(cong) 此，漢字完全失去了古文字階段的象形意味，擺脫了古文字蜿曲線條的束縛，開始步入今文字階段。”

在漢代，除了符璽（符信、符契和印章）、幡信（題官號職銜的旗幟）和有些碑額、磚瓦還采用篆書(shu) 外，其他場合都普遍使用隸書(shu) 書(shu) 寫(xie) 。當時，寫(xie) 隸書(shu) 已經形成一種社會(hui) 風氣，寫(xie) 好隸書(shu) 是入仕的手段。社會(hui) 上曾有這樣的諺語：“何以禮義(yi) 為(wei) ，史書(shu) 而仕宦。”意思是何必講究“禮義(yi) ”呢？能寫(xie) 好隸書(shu) （漢代人稱為(wei) “史書(shu) ”）就可以為(wei) 官做宦了。這當然大大推進了隸書(shu) 的發展。到東(dong) 漢靈帝熹平四年（175），當時著名的文學家、書(shu) 法家蔡邕（蔡文姬之父）建議正定經本文字寫(xie) 定《魯詩》 《尚書(shu) 》《周易》《春秋》《公羊傳(chuan) 》《禮儀(yi) 》《論語》等七經文字，共刻46塊石碑立於(yu) 太學門前，世稱“熹平石經”，熹平石經上的字書(shu) 體(ti) 一致均形體(ti) 方正，筆畫勻稱，波挑工整，莊平典雅，在東(dong) 漢晚期被作為(wei) 標準書(shu) 體(ti) 的隸書(shu) ，世稱“八分”體(ti) 。至此，“隸書(shu) ”的演變也宣告基本完成。
由於(yu) 東(dong) 漢樹碑風氣興(xing) 盛，優(you) 秀的漢代隸書(shu) 也因此得以流傳(chuan) 到了今天。在大量的漢碑當中，《乙瑛碑》算較早的作品。它的全稱名為(wei) 《漢魯相乙瑛請置孔廟百石卒史碑》，或稱做《孔廟置守廟百石孔龢碑》《漢孔子廟置卒史碑》等。乙瑛其人為(wei) 魯相，他在漢桓帝元嘉（151—152）時奏請在孔廟設置百石卒史，碑以此而取名。此碑高260厘米，寬128厘米，18行，每行40字，刻有公牘和對乙瑛的讚辭。此碑的出現，標誌著漢碑標準隸法的完全成熟，因此《乙瑛碑》曾受到曆代書(shu) 家的高度評價(jia) ，無不視為(wei) 漢碑中的典範作品。如清人郭宗昌說：“其字畫之妙，非筆非手，古雅無前，若得神助，弗由人造。”

《乙瑛碑》明代拓本（局部），現藏故宮博物院

之後的《曹全碑》，全稱《漢郃陽令曹全碑》，又稱《曹景完碑》，刻製完成於(yu) 東(dong) 漢靈帝中平二年十月丙辰（185年11月30日），碑陽20行，每行45字，碑陰題名33行，分5橫列，內(nei) 容為(wei) 記述曹全（字景完）的功業(ye) 。其字法遒秀，逸致翩翩，結字勻整，方圓兼備。清代的書(shu) 法家萬(wan) 經評價(jia) ，“秀美飛動，不束縛，不馳驟，洵神品也。”距離《曹全碑》隻差一年，另一塊漢末名碑《張遷碑》（全稱《穀城長蕩陰令張遷頌》）刻於(yu) 東(dong) 漢中平三年（186）。

此碑書(shu) 風與(yu) 《曹全碑》不同，其用筆以方為(wei) 主，棱角分明。在名碑林立的漢碑群中，《張遷碑》可說是“最後的輝煌”。不久之後，天下大亂(luan) ，朝廷無暇顧及樹碑立傳(chuan) 之事。後來曹操又頒發禁碑令，桓帝、靈帝以來盛極一時的建碑之風，便隨之步入低潮了。而在同一時期迎來相似命運的，還有刻於(yu) 石碑之上的隸書(shu) 字體(ti) ：“隸書(shu) 的體(ti) 態，很大程度維係在特定的書(shu) 寫(xie) 材料——簡的書(shu) 寫(xie) 要求之上，因而呈橫展之勢。而橫展的體(ti) 態特征，卻不符合一般書(shu) 寫(xie) 場合的高效要求。因此，一旦離開簡這種書(shu) 寫(xie) 材料，隸書(shu) 的體(ti) 態便沒有維持不變的理由。事實的發展變化，正依從(cong) 了這種邏輯的規定。”

《張遷碑》明代拓本（局部），現藏於(yu) 故宮博物院

參考文獻：朱仁夫：《中國書(shu) 法史》，吳玲芳，錢萬(wan) 裏：《中國圖書(shu) 史話》，諶方怡：《善其事，利其器 書(shu) 寫(xie) 工具的演進對字體(ti) 發展的影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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