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芳瀾教授
(1893—1973)

戴芳瀾，字觀亭，湖北江陵人。1893年5月 4 日出生在一個(ge) 家道中落的書(shu) 禮世家。父親(qin) 戴經和母親(qin) 鄧氏過著簡樸的生活。1900年喪(sang) 母。1907年在伯父的資助下進入上海震旦中學，1910年畢業(ye) 。在震旦中學打下了紮實的法語根底。1911 年考取清華學堂留美預備班。1913年畢業(ye) 於(yu) 清華學校。1914年赴美國威斯康星大學農(nong) 學院學習(xi) ，兩(liang) 年後轉入康奈爾大學農(nong) 學院專(zhuan) 攻植物病理學，1918年獲學士學位。同年到哥倫(lun) 比亞(ya) 大學研究院讀學位。一年後，由於(yu) 家境困難輟學回國，任教於(yu) 南京江蘇省立第一農(nong) 業(ye) 專(zhuan) 科學校。1920年改在天津一家私人農(nong) 場管理園藝。1921年與(yu) 鄧淑媛結婚。同年應聘於(yu) 廣東(dong) 省農(nong) 業(ye) 專(zhuan) 門學校講授植物學和植物病理學，同時從(cong) 事植物病害調研。1923年應聘於(yu) 南京國立東(dong) 南大學，任農(nong) 科病蟲害教授。在校授課之餘(yu) ，從(cong) 事植物病害與(yu) 植物病原真菌的研究。1927年應聘為(wei) 金陵大學農(nong) 林科教授兼植物病理學組主任。在金陵大學期間從(cong) 事了大量的研究與(yu) 培養(yang) 學生工作。1934年，清華大學成立農(nong) 業(ye) 研究所並聘戴芳瀾為(wei) 教授兼植物病害組主任。由於(yu) 之前他已申請到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hui) 研究補助金，乃在清華報到後攜夫人為(wei) 助手到美國紐約植物園和康奈爾大學研究院做研究。但在美國期間仍以通信方式安排清華農(nong) 業(ye) 研究所植物病害組的各項籌建工作。一年後才到清華上任，帶領開展多項植物病害與(yu) 真菌分類研究。但是工作剛剛步上軌道，1937 年日本侵華戰爭(zheng) 便全麵爆發，清華大學先遷湖南長沙，後轉遷昆明大普集鎮。在條件極端困難的情況下，他盡力設法增加了人員，開展了以西南地區真菌與(yu) 植物病害為(wei) 主的多方麵工作。1945年抗日戰爭(zheng) 勝利，清華大學由昆明遷回北平，清華農(nong) 業(ye) 研究所擴大為(wei) 農(nong) 學院。戴芳瀾出任植物病理係主任，帶回各人在昆明的全部研究資料，以致從(cong) 1945—1948年間，戴芳瀾本人以及他所帶領的同仁們(men) 所發表的近20篇論文都是由昆明到北平延續研究工作的成果。

新中國成立後院校合並，1949年成立北京農(nong) 業(ye) 大學。戴芳瀾任北京農(nong) 業(ye) 大學植物病理係教授和校務委員。1953年他應中國科學院之邀承擔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真菌植物病理研究室的籌建工作，並於(yu) 當年該研究室正式成立時起兼任室主任。1956年中國科學院決(jue) 定將該研究室擴建為(wei) 應用真菌學研究所，由戴芳瀾任所長。1956年評為(wei) 一級教授。1958年應用真菌學研究所和中國科學院北京微生物研究室合並成立為(wei) 中國科學院微生物研究所，戴芳瀾任該所的首任所長。為(wei) 了集中精力專(zhuan) 注於(yu) 推進新成立的微生物所的全麵發展，從(cong) 1959年起戴芳瀾不再兼任北京農(nong) 業(ye) 大學教授而專(zhuan) 任中國科學院微生物研究所所長，一直到 1973 年 1月 3日去世。

戴芳瀾學識淵博、為(wei) 人正直，深為(wei) 科學界所敬重。1929年中國植物病理學會(hui) 成立，他是發起人之一。1936年當選為(wei) 中國植物學會(hui) 第四屆會(hui) 長。1948年4 月當選為(wei) 中央研究院院士。1953 年他被選為(wei) 中國植物病理學會(hui) 的新一屆理事長。1955年，戴芳瀾被選為(wei) 首屆中國科學院生物學部委員。同年，德意誌民主共和國農(nong) 業(ye) 科學院授予他通訊院士的榮譽稱號。1962年他被選為(wei) 中國植物保護學會(hui) 名譽理事長。1956年加入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他還曆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hui) 第一、二、三屆代表。曾受到周恩來和朱德的親(qin) 切接見。

1955年中國科學院學部成立大會(hui) 上，周恩來總理與(yu) 戴芳瀾親(qin) 切握手

中國真菌學的創始人和中國植物病理學科的奠基人之一

戴芳瀾自幼勤奮好學，早期家境並不富裕，連小學都幾經中斷。中學還是靠伯父的讚助才得以完成。畢業(ye) 後年僅(jin) 17歲的他又完全依靠自己努力考取留美預備班，才得以出國留學。但正在進入研究生院攻讀學位時，又因父親(qin) 失業(ye) 而中途輟學回國，喪(sang) 失了進一步深造的機會(hui) 。回國後雖謀得教書(shu) 職位，然因時局動蕩，舊社會(hui) 的派係之爭(zheng) ，幾度遭解聘更換學校，並有一年不得不在天津為(wei) 一私人農(nong) 場管理園藝，命運坎坷。即便如此，戴芳瀾以貧賤不能移的堅韌毅力，奮發圖強，矢誌投身於(yu) 中國的植物病理和真菌學事業(ye) 。如他1920年撰寫(xie) 的《植物病害之現行治法》，1923年發表的《芋疫病》都是他在廣州課外進行調研的結果。後者是中國人對疫黴屬的第一篇研究報告。在南京東(dong) 南大學教學之餘(yu) ，他還經常到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查閱資料，孜孜不倦地研究植物病害和病原真菌。他還研究過江蘇、浙江的水稻病害及防治。1927年發表了《江蘇麥類病害》和《中國植物病害問題》等論文，這些都是他在抓緊時間和一切可利用的條件下完成的。直至 1927 年受聘於(yu) 金陵大學才得到比較穩定的教書(shu) 和研究條件，施展其才華，教書(shu) 育人做研究。按照戴芳瀾自己的話：“在金陵大學這幾年中生活較安定，我的研究工作和培養(yang) 學生主要就是在金大這一段時期內(nei) 做的。”在為(wei) 今後造就一大批植物病理界棟梁之材的同時，他自己在7年中陸續發表了《江蘇真菌名錄》等20篇論文。但這是他憑自己的民族氣節，在針對某些外國人的欺侮，努力進行抗爭(zheng) ，據理取得了應有工作條件的情況下才得以獲得的結果。他曾寫(xie) 道：“在金大時期，由於(yu) 校內(nei) 外國人欺侮中國人，我常與(yu) 他們(men) 衝(chong) 突。”他所以能夠得到必要的研究條件其中有一爭(zheng) 取過程。即金大是一教會(hui) 學校，許多教授、係主任都是外籍人士，其中少數不免帶有高人一等的思想。金大農(nong) 林科生物係主任斯圖爾德(A.Steward)與(yu) 哈佛大學植物研究所薩克斯特(R.Thaxter)教授達成采集中國西南地區真菌標本的協議。戴芳瀾受托承擔這一任務時，力爭(zheng) 標本應由中美雙方同等分享。斯圖爾德看不起中國人，遂以必須要有人能夠對標本進行研究作為(wei) 條件威脅說：“你們(men) 分了標本誰來鑒定?”戴芳瀾以威武不能屈的大無畏精神理直氣壯地回答說：“由我。”並且很快選定了有較多真菌寄生的高等植物標本開始進行工作。在他的堅持和所顯示的研究才能事實麵前，斯圖爾德無奈，隻得同意了平分的原則。戴芳瀾因此更是下定決(jue) 心要為(wei) 中國人爭(zheng) 口氣做出成績。由此便將主要精力放在中國真菌分類的研究上。先從(cong) 白粉菌做起，越做越廣越精益求精，果然做出了國際水平的成績。1930年發表了首次由中國人報道的寄生於(yu) 植物上的真菌新種的論文《三角楓上白粉菌之一新種》，成為(wei) 中國真菌學創立的標誌。

戴芳瀾在1931年發表的《竹鞘寄生菌之研究》一文中，報道了他對竹多腔菌子囊雙壁結構的形成方式和過程所進行的詳細觀察。這反映出他以後在真菌分類研究中逐漸形成的一個(ge) 重要觀點，即不僅(jin) 要注意形態，還要注意細胞學、發育過程以及遺傳(chuan) 學等所有生物學性狀。此文一經發表，立即為(wei) 國際真菌學界所公認並被寫(xie) 進好幾種真菌學教科書(shu) 中，該論文也被列為(wei) 重要參考文獻。直到1994 年出版的國際公認的權威性教科書(shu) 《真菌概論》(Introductory Mycology)的第四版中還引用了戴芳瀾的這項工作，並刊登出戴芳瀾所繪的竹鞘多腔菌原圖的重繪圖。經過60多年以後仍舊受到如此重視，可見戴芳瀾發現的重要和其工作是經得起考驗的。1934—1935年他在紐約植物園和他在哥倫(lun) 比亞(ya) 大學研究院的老同學道奇(O.B.Dodge)合作研究脈孢菌的遺傳(chuan) 。結果寫(xie) 成《脈孢黴的兩(liang) 個(ge) 新種》和《脈孢黴的性反應連鎖》兩(liang) 文，於(yu) 1935年和1936 年分別發表在美國的《真菌學報》(Mycologia)，獲得了普遍的好評。除在當時受到重視外，還成為(wei) 真菌細胞遺傳(chuan) 學的經典文獻。在金(R. C. King)主編的《遺傳(chuan) 學手冊(ce) 》第一卷《細菌、噬菌體(ti) 、真菌》(1974)(Handbook of Genetics:Ⅰ:bacteria, phage and mycology)中被引用。

戴芳瀾不僅(jin) 在研究的深度上有突出貢獻，在真菌學和植物病理學研究上更有著寬闊的研究廣度。在美期間他利用母校康奈爾大學的圖書(shu) 和標本條件查看和收集了國外期刊上發表的有關(guan) 中國真菌資料和中國真菌標本，為(wei) 編寫(xie) 《中國真菌名錄》做了準備。由金大到清華在北平期間先後發表了9篇《中國真菌雜錄》和1篇長達478頁的《中國真菌名錄》，分別描述了鏽菌、白粉菌、霜黴菌、尾孢菌等，還報道了炭角菌科的一個(ge) 新屬 Xylariopsis。抗日戰爭(zheng) 期間清華大學內(nei) 遷昆明，當地豐(feng) 富的真菌資源為(wei) 他進行研究提供了好機會(hui) 。戴芳瀾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進行調查研究，一直延續到抗戰勝利。隨後幾年發表了《雲(yun) 南的鳥巢菌》、《雲(yun) 南地舌菌的研究》、《中國西部鏽菌的研究》、《中國的尾孢》等重要研究論文。戴芳瀾先後報道了69種尾孢菌，其中包括14個(ge) 新種和許多在中國未曾報道過的新紀錄。他對雲(yun) 南豐(feng) 富的地舌菌種類尤其感到高興(xing) 。在其論文中這樣寫(xie) 道：“雲(yun) 南是假地舌菌屬(Hemiglossum)模式標本的產(chan) 地，地舌菌的種類異常豐(feng) 富。”他所詳細描述的雲(yun) 南地舌菌29種，4個(ge) 變種，其中就有12個(ge) 新種和3個(ge) 新變種。他的那篇論文現在已是世界地舌科分類中的一篇重要文獻。在調查雲(yun) 南水稻病害時，戴芳瀾發現了中國水稻的一種病害，稱稻一柱香病。在雲(yun) 南，他還積極主持他的學生和助手，多方麵調查和研究雲(yun) 南的真菌和植物病害。在當時或在後來發表了許多有影響的論文，充實和加強了中國的真菌和植病事業(ye) 。新中國成立以後，1958年他和他的學生以《中國真菌名錄》中有關(guan) 中國經濟植物病害真菌的資料為(wei) 基礎，補充進細菌和病毒病原，編寫(xie) 成《中國經濟植物病原目錄》，為(wei) 植物病理學和植物保護工作者提供了重要的參考書(shu) 。

戴芳瀾自1921年至1957年，先後在廣東(dong) 農(nong) 業(ye) 專(zhuan) 門學校、東(dong) 南大學、金陵大學、清華大學、北京農(nong) 業(ye) 大學擔任教授，講授真菌學和植物病理學；1953年以後，他還為(wei) 北京農(nong) 業(ye) 大學，中國科學院應用真菌學研究所、微生物研究所培養(yang) 研究生，講授真菌學課。根據其40年的教學經驗，戴芳瀾於(yu) 1959 年 10 月將他的真菌學講稿中的藻菌、子囊菌部分編為(wei) 講義(yi) ，作為(wei) 《真菌》一書(shu) 的上冊(ce) ，由北京農(nong) 業(ye) 大學鉛印出版，以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周年。20世紀60年代中期，他用了較多的時間寫(xie) 完了大部分擔子菌和半知菌，可惜沒有寫(xie) 完全書(shu) ，就與(yu) 世長辭了。戴芳瀾去世後，中國科學院微生物研究所“戴芳瀾同誌遺著整理小組”整理了他的這一遺著，並請裘維蕃教授補寫(xie) 了傘(san) 菌目和多孔菌目兩(liang) 章，於(yu) 1987 年由科學出版社出版，書(shu) 名改為(wei) 《真菌的形態和分類》。

20世紀60年代，戴芳瀾著手整理幾十年來收集的有關(guan) 中國真菌的所有資料，開始編寫(xie) 《中國真菌總匯》。以根據早自20年代初期在南京東(dong) 南大學教書(shu) 時在江蘇采到的標本於(yu) 1927 年發表的《江蘇真菌名錄》和以後在金陵大學到清華大學期間發表的《中國真菌名錄》為(wei) 基礎，不斷添加充實。不幸這部書(shu) 在他生前也未能編寫(xie) 完稿，而是由他的學生繼承遺誌，經過幾年的努力才最終予以完成，並於(yu) 1979 年由科學出版社出版。這部真菌分類的大型參考書(shu) (1258頁)的出版，對我國真菌學的發展、真菌資源的開發和利用，都有很大的促進作用。日本著名真菌學家平塚(zhong) 直秀在《日本菌學報》21卷2期上(1980年 9月)發表了悼念戴芳瀾教授和推薦《中國真菌總匯》的文章；美國《真菌學報》72卷 3期(1980 年 5月)也介紹了《中國真菌總匯》。此書(shu) 不僅(jin) 是一本中國真菌分類參考資料的匯編，而且是一部中國真菌分類學巨著。戴芳瀾在書(shu) 中第一次發表了32個(ge) 真菌學名新組合。《中國真菌總匯》一共參考了768篇文獻資料，最早一篇發表於(yu) 1775年。所引文獻包括英、法、德、俄、意、日、西班牙、拉丁等外語語種。200年來，寄主的學名、真菌的學名、我國行政區域都有不少變動，都需一一進行核對、訂正。為(wei) 了便於(yu) 我國科學工作者查閱，編著者還特意增加了真菌定名人姓名及其縮寫(xie) ，顏色譯名對照表等。戴芳瀾在他一生最後的幾個(ge) 月裏，仍然不顧年老多病，抱病工作。製定了《中國真菌總匯》的編寫(xie) 計劃，寫(xie) 好了該書(shu) 的前言，而把一些具體(ti) 工作留給他的學生和年青人去完成。他充分認識到這本巨著的曆史性，在《中國真菌總匯》前言中寫(xie) 道：“雖然這本書(shu) 在現階段對我國真菌分類工作是一本有用的參考書(shu) ，但是它有時間性的。隨著真菌分類學的不斷發展，必須跟著進行收集和整理工作來不斷地增訂這本《總匯》。”這就是這位大師對他自己與(yu) 該書(shu) 作用的恰如其分的評價(jia) ，也是他老人家對後來學子的期望和要求。他還在前言中寫(xie) 道：“我謹以此書(shu) 作為(wei) 我個(ge) 人晚年對人民的一點貢獻吧”，短短一句話，既表露了他對即將完稿的自慰，又蘊含著他對行將結束的一生獻身的依戀深情。

教書(shu) 育人為(wei) 祖國樹棟梁材
戴芳瀾（右1）在指導學生做實驗。（左1為(wei) 菌物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鄭儒永）

戴芳瀾自1919年起的50年中絕大部分時間在學校教書(shu) ，即便1959年離開農(nong) 大以後也還是不斷地在培養(yang) 人才。所以他不僅(jin) 是一位造詣高深的科學家而且是一位關(guan) 懷人才成長的教育家。從(cong) 廣州到南京，由南京到北平，再由北平到昆明培育出一代又一代令世人矚目的優(you) 秀人才。僅(jin) 在老一輩的真菌和植物病理學家中就有陳鴻逵、俞大紱、黃亮、魏景超、仇元、周家熾、林傳(chuan) 光、裘維蕃、王清河、吳友三和方中達等人，都上過他的真菌和植物病理課，聆聽過他的教誨，或是在他的領導下工作過。他們(men) 都為(wei) 植病事業(ye) 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以清華農(nong) 科所為(wei) 例，就有周家熾把小麥蜜穗病的侵染與(yu) 傳(chuan) 播和線蟲聯係起來，在昆明時又研究闡明了雞縱菌和白螞蟻的共生關(guan) 係。裘維蕃則對鵝膏菌、牛肝菌和紅菇等大型真菌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研究，以後陸續出書(shu) 。沈善炯與(yu) 相望年對水生藻狀菌的深入研究得到了國際上的重視。俞大紱除了自己對雲(yun) 南蠶豆病害和鐮孢黴的變異進行了研究以外，還領導研究了小麥三種鏽病菌的生理分化和抗病育種。在昆明清華農(nong) 業(ye) 研究所進行過研究工作的約有60人，後來各人走上不同的崗位後都有不同的發展。這60人中的絕大多數，後來都成為(wei) 國內(nei) 外著名專(zhuan) 家，成為(wei) 高等學校、科研機關(guan) 的中堅力量。其中有14位先後當選為(wei) 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戴芳瀾的病害組成員中就占有5位。一個(ge) 先後總共隻有60人的集體(ti) ，有這麽(me) 多的院士先後產(chan) 生，世所罕見。說清華農(nong) 研所是一所英才庫，毫不誇張。這是清華農(nong) 研所對國家最大的曆史性貢獻。清華農(nong) 業(ye) 研究所也是新中國成立後北京農(nong) 業(ye) 大學教師隊伍的重要來源。當初北農(nong) 大植物病理係擁有全國最強大的教授隊伍，其中曾受教於(yu) 戴芳瀾的就有4人之多。再由這些及門弟子帶領出遍及全國的植物病理人才，真正達到了桃李滿天下。大家尊稱戴芳瀾是中國真菌學的創始人和植物病理學科的奠基人之一，的確是實至名歸，當之無愧。

戴芳瀾在教書(shu) 育人的工作實踐中，充分貫徹了他所特別注重的若幹觀點。其中之一是注重教學、科研和生產(chan) 的結合和相互的良性促動作用。1953年他兼任中國科學院真菌植物病理研究室主任後，便將北農(nong) 大植物病理係的教授與(yu) 講師以上的教員聘為(wei) 該研究室的研究人員，開展了小麥鏽病、小米紅葉病、馬鈴薯晚疫病、白菜病毒病和軟腐病、棉花黃、枯萎病和立枯病等糧食、蔬菜、棉麻多種農(nong) 作物重要病害的研究並取得了豐(feng) 碩的成果。其中有些還得到科學院的成果獎。通過這種形式的三結合，實現了培養(yang) 年輕科研人才、提高學科和教學水平以及減少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中病害損失的多重功效，體(ti) 現了他重視科研、教學和生產(chan) 相互促進觀點的正確性。北京農(nong) 業(ye) 大學成立初期由於(yu) 主要領導人的“左”傾(qing) 思想，曾經一度號召學生轉入少數如農(nong) 學、畜牧、林學等“生產(chan) 係”而把植物病理等係歸入“非生產(chan) ”的另類。在這種狹隘“生產(chan) 觀點”氣氛下，戴芳瀾所專(zhuan) 長的基礎性研究工作，乃至於(yu) 他本人便不可避免地都被誤認為(wei) 是“脫離生產(chan) 、脫離實際”。殊不知戴芳瀾卻是一位十分重視教學、科研為(wei) 生產(chan) 服務，憂天下之所憂，愛國、愛民，難能可貴的國家棟梁。1956年夏末，北農(nong) 大的三個(ge) 應屆畢業(ye) 研究生在完成了所有畢業(ye) 口試答辯後，到中關(guan) 村中科院應用真菌所看望戴芳瀾先生。戴芳瀾特意邀他們(men) 到家中便飯，餐前十分關(guan) 懷和懇切地叮囑他們(men) ，今後無論分配到什麽(me) 單位就職，務必要注重從(cong) 生產(chan) 實際需要中去選擇研究課題，而在服務於(yu) 生產(chan) 的過程中又要注意努力去提高學科水平。他更以他本人早年選擇研究白粉菌為(wei) 例，說明服務於(yu) 生產(chan) 和提高學科水平二者之間的相輔相成。他對可能即將離京他去的畢業(ye) 學生的這番教導，充分折射出他本人內(nei) 心深處對服務於(yu) 生產(chan) 的高度責任感。

另一個(ge) 貫徹在他教書(shu) 育人實踐中的重要觀點，是始終不能墨守或者滿足於(yu) 對事物現有水平的認識，而必須要隨著相關(guan) 科學技術的進步去不斷發展、深入和創新。戴芳瀾對他自己的研究成果或者著作，都認為(wei) 隻是在一定時間範圍內(nei) 比較完備、比較確切。這並不隻是出於(yu) 他的謙遜，更主要的是出於(yu) 他堅定的正確認識論。他認為(wei) 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必須對已有的認識進行重新檢驗，從(cong) 中發現其中不足乃至錯誤並使之進一步深入和完善。戴芳瀾堅持認為(wei) 分類研究必須力求建立在對所研究對象的所有生物學現狀的全麵深入認識基礎上。因此，他十分關(guan) 注特別是生物學-生命科學範圍內(nei) ，或者是與(yu) 之密切相關(guan) 的各種學科的新進展。戴芳瀾的主要研究領域和貢獻的確是真菌學，特別是真菌分類學。這是決(jue) 定於(yu) 真菌學科發展的曆史條件和當時的現狀。有人往往因此而比較膚淺地隻看到戴芳瀾是一位傑出的真菌學家或者真菌分類學家，而沒有進一步去探究他之所以能夠在上述學科內(nei) 成其大器的博學、多才的深層原因。正是他廣博而又深厚的星空体育官网入口网站基礎，他敏銳感知、及時抓住和正確把握學科發展新生長點的才能，以及他一生勤奮從(cong) 不懈怠的好學精神，成就了他的不朽業(ye) 績和貢獻。戴芳瀾不但身體(ti) 力行地實踐著他的上述觀點，他還循循善誘地引導他的學生和助手們(men) 去努力共同實踐這一觀點。1952年他在對北農(nong) 大本科生講述遊動孢子的形成過程中時，詳細地講述了首先可以觀察到後來發育成遊動孢子囊的細胞內(nei) 開始出現細胞質顆粒狀物質和油滴的大小變化和運動，然後可以見到細胞質內(nei) 出現了分格，最後才是每一個(ge) 格各自形成為(wei) 帶有鞭毛的遊動孢子以及後者從(cong) 遊動孢子囊中的釋放過程。他在講完上述能夠在顯微鏡下觀察到的全過程以後，又聯係到能夠影響整個(ge) 發育過程中不同環節的環境條件向同學們(men) 深刻地指出，隨著相關(guan) 學科星空体育官网入口网站和研究技術的發展今後進一步從(cong) 細胞、生理、生化的層次上去深入揭示這一發育過程內(nei) 在變化機製的必要性。在短短幾分鍾內(nei) ，他把聽講同學們(men) 的注意力從(cong) 具體(ti) 細致的現象觀察引申到今後對內(nei) 在機製的認真思索，這便是他這種努力的一個(ge) 具體(ti) 實例。即使在離開了大學教學工作崗位以後，他仍然十分注意鼓勵和引導身邊的研究生和工作人員及時去掌握科學技術的重要新發展，擴大和加深對相關(guan) 學科的認知。他隨時提醒人們(men) 關(guan) 注國內(nei) 外相關(guan) 學科的重要論著和發展情況，有時還組織相應的研討活動。戴芳瀾的這種不倦的努力，也反映了他本人終身追求、不斷完善的可貴精神所衍生出來的一種責任感。

貫徹在戴芳瀾教書(shu) 育人實踐中的再一個(ge) 重要觀點，是教書(shu) 和育人的二者並重。戴芳瀾的文章、道德深為(wei) 學術界所眾(zhong) 口皆碑。從(cong) 親(qin) 身經曆中他也深知二者之間的密切關(guan) 係，因此他十分重視對學生世界觀、人生觀、價(jia) 值觀等德育層麵上的引導和培養(yang) 。絕大多數情況下，他的身教就是實現這一目的的充分有效途徑。學生們(men) 耳聞目睹戴芳瀾為(wei) 人、做事的方方麵麵，再加上對他的衷心敬佩和愛戴，無形中就受到了有益的熏陶。但是當他覺察到有何“要不得”的言行時，他也會(hui) 從(cong) 愛護出發嚴(yan) 肅地提出批評。戴芳瀾授課時為(wei) 啟發學生思考和提高聽課注意力，有時會(hui) 先提一兩(liang) 個(ge) 問題。同樣是1952年的真菌學課程中有一次他向學生提問，學名後為(wei) 什麽(me) 加上定名人的姓名或其縮寫(xie) 。被連續點名的同學不是不敢貿然作答就是答錯了。他認為(wei) 錯誤的答案“要不得”，因而麵轉慍色，稍後才嚴(yan) 肅而又語重心長地解答說，定名人的名字放在所定新種學名之後是為(wei) 了對成立新種負責，而絕不是以此為(wei) 自己樹立名聲。經戴芳瀾先生這一點撥，這一責任觀便深刻地印在全體(ti) 同學的腦海中。為(wei) 同學們(men) 今後在工作中務求謹慎行事，避免在確定“新種”時出現粗製濫造作風，上了生動的一課。

戴芳瀾的教書(shu) 方式別具一格。講課以啟迪為(wei) 主而不是滿堂灌。課外的參考資料很豐(feng) 富。早期更是從(cong) 當時國際上最有用的論文中收集來(當然大部分都是外文的)加以打印並編訂成冊(ce) 。同時在講到某一類菌時就指定課外閱讀最權威作者寫(xie) 的書(shu) 籍或教科書(shu) 。在課堂上並不是麵麵俱到，而是重點突出。特別是他深入研究過的課題談得很專(zhuan) 注，引人入勝，學生聽後，印象極深，終生難忘。教真菌學時他親(qin) 自看試驗，在提出要求之後，隔些時便在室內(nei) 巡視一遍，看看一些同學的繪圖。畫得對時，戴先生可能會(hui) 指著繪圖問他圖上某一部分叫什麽(me) 名字。畫得不對的，他就毫不客氣地讓學生重畫。因此所有學生都無不仔細認真地完成實驗課的要求。在這樣嚴(yan) 格的要求下，戴芳瀾的弟子幾乎都能繪出精準美麗(li) 的顯微鏡描圖。一直到20年後在北京農(nong) 業(ye) 大學開真菌課時還是如此要求。他曾經形象地比喻說：“畫靜物，一個(ge) 罐子你也要看完整了，它哪裏大哪裏小，要畫出來。不能隻看了半個(ge) 就畫，那還叫罐子嗎?”在早期教植物病理學時，它很注重實際操作，不以教授自居，親(qin) 自帶領學生到園藝係果園中去噴波爾多液以防治蘋果鏽病。在講授真菌學時帶領同學一起到野外采集，有時全家同去，都是采集員。既增加了同學對真菌生態環境的認識，提高了對真菌的熱愛和興(xing) 趣，而且還學到了許多采集與(yu) 識別標本的竅門，師生關(guan) 係極為(wei) 融洽。這為(wei) 以後許多學生的調查研究真菌打下了紮實的基礎。早年對學生做論文還手把手教學生分離培養(yang) 、切片染色、顯微鏡描圖、照相、查文獻和鑒定，引導學生進入研究境界。

但戴芳瀾平時沉默寡言，對青年要求嚴(yan) 格，從(cong) 不當麵表揚。聽工作匯報時，如他不出聲，就表示還行，如有意見，就說一句話“要不得”。但因為(wei) 不說明不合適的地方，學生就得回去仔細檢查什麽(me) 地方不對。經過修改，往往來回三次，直到把那個(ge) 不滿意的地方改掉了他說聲“要得”，算是通過了。戴芳瀾審稿從(cong) 不動筆修改，也不多提具體(ti) 意見，而是啟發性地點一點，要你去想。這樣就逼得學生們(men) 主動地開動腦筋，減少了依賴性，培養(yang) 了獨立工作的能力。戴芳瀾還很重視讀書(shu) 會(hui) 這種方式，在他學生較多時，分給每人一個(ge) 題目，分頭查資料和文獻，輪流定期作報告，大家討論暢所欲言、互相啟發，受益不小。有一階段還邀請魏景超、周家熾、相望年等先生作報告和參加討論，使學生親(qin) 身得到更多老一輩先生的教誨，聆聽他們(men) 在各自研究領域中的經曆與(yu) 心得，更是在一般教室上課學不到的。這種學術活動往往是在戴先生家裏舉(ju) 行，戴師母常常備有點心招待，其樂(le) 融融，增進了師生感情。戴芳瀾先生並不像傳(chuan) 說的那麽(me) 可怕。

戴芳瀾不僅(jin) 是一位學識淵博的科學家、教育家，還是一位科學活動家。早在美國就參加了於(yu) 1915 年 10 月成立的“中國科學社”，第一批社友錄中便有戴芳瀾的名字，並成為(wei) 威斯康星大學的征求委員，後來還參加了中國科學社在康奈爾大學召開的第三次年會(hui) 。他的第一篇植物病理學的文章，1920年撰寫(xie) 的《植物病害之現行治法》就是刊登在該社創辦的雜誌《科學》上的。回國後，他認識到科學尤其是中國的科學隻有在廣大科學工作者科研工作經驗交流的基礎上才能提高。要發展一門學科，沒有一個(ge) 相應的學會(hui) 是不可能的，隻有通過專(zhuan) 門學會(hui) 的學術活動才能有廣泛的學術交流，從(cong) 而相互促進，相互提高。國際上，那時已經先後成立了植物病理學會(hui) 等學會(hui) ，因此戴芳瀾在1929年就和鄒秉文等倡議成立“中國植物病理學會(hui) ”。鄒秉文為(wei) 理事長，但鄒秉文有其他事務，學會(hui) 的會(hui) 務工作實際上是落在戴芳瀾肩上。新中國成立後戴芳瀾立即主持恢複植物病理學會(hui) 活動。1949年 2月 9 日在北京召開第一次複會(hui) 大會(hui) ，臨(lin) 時選舉(ju) 他為(wei) 理事長負責籌備第一次代表大會(hui) 。戴芳瀾馬上著手組織全國各省市的地方分會(hui) ，重新登記並吸收會(hui) 員。全國推舉(ju) 出代表20餘(yu) 人，加上邀請列席的共計80餘(yu) 人，並於(yu) 1953年春召開了第一屆代表大會(hui) ，會(hui) 上戴芳瀾當選為(wei) 理事長。編輯《中國植物病理學會(hui) 會(hui) 訊》，出版《植物病理學報》。在以後十年中植物病理學會(hui) 積極開展活動，會(hui) 員也迅速壯大，大大推動了新中國的植病事業(ye) ，戴芳瀾功不可沒。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他積極保護這些檔案資料，使中國植物病理學會(hui) 至今有檔可稽。

道德風範 世人楷模

戴芳瀾一生可以用正直純樸、光明磊落、實事求是、明辨是非來形容。特別是在做人上融現代科學精神與(yu) 傳(chuan) 統民族文化於(yu) 一身，正氣凜然、剛正不阿、不畏權貴、堅持原則。他嚴(yan) 肅而熱情、嚴(yan) 格而寬容。為(wei) 人與(yu) 待人接物直來直去，不會(hui) 拐彎抹角，可貴的是對上對下一視同仁。在十年動亂(luan) 時期，有的造反派對他無理指責，並在大會(hui) 上不講道理地批判，都使他的自尊心受到傷(shang) 害，感到很傷(shang) 心與(yu) 氣憤。但過後卻以寬和的心情說：“不少批判我的人也是一時糊塗，或是形勢所迫。”實際上他對批判他的人，事後非但沒有介意，有的還特別注意團結，予以格外的照顧。過去許多外籍傳(chuan) 教士及一些專(zhuan) 家常來我國采集標本自由帶出，回去後就發表新屬新種，雖然他對此也肯定他們(men) 對了解中國物種資源有一定貢獻，但對全由外國人壟斷認為(wei) 是“喪(sang) 權辱國”之事，立誌要中國人自己作調查研究自己的資源，並迅速將結果公之於(yu) 世。早在金大任教時，許多人不大敢和一些飛揚跋扈的外籍教授頂撞，隻有戴芳瀾不買(mai) 洋教授的賬。例如當權的植物學教授斯圖爾德處事不公時，他就要據理力爭(zheng) 。1941年他赴重慶參加中央研究院評議會(hui) 。蔣介石於(yu) 最後一天設中膳招待評議員，戴芳瀾未去，他的耿直可見一斑。1955年12月全國科聯、中國科學院和幾個(ge) 學會(hui) 聯合召開米丘林誕辰一百周年紀念會(hui) ，會(hui) 議籌備組準備了開幕的主要報告稿，請他代表報告。他急忙搖頭擺手，直截了當地說：“要我報告不合適，何況我又不是搞遺傳(chuan) 的。”當年我國正一麵倒地向蘇聯學習(xi) ，全部否定摩爾根學派的成果和理論是最突出的重大偏差。不少科學家對此是有意見的，戴芳瀾就以不肯作報告加以抵製，體(ti) 現了他不隨波逐流的一貫精神。

戴芳瀾實事求是的作風十分感人，凡不是他親(qin) 自參加部分工作的研究論文，他從(cong) 來不要掛上他的名字。即使是他確實指導的也隻允許在論文下加一個(ge) 腳注：“這一工作是在戴芳瀾指導下進行的。”從(cong) 這裏也可以看出他的正直淳厚及其風格之高。他報道的炭角菌科一個(ge) 新屬 Xylariopsis的標本係他的學生林傳(chuan) 光所采，他便把林傳(chuan) 光的姓 Lin 作為(wei) 這菌的新種的種加詞發表，體(ti) 現了他對學生勞動的尊重。戴芳瀾一生不追求名利隻知做好工作，到清華大學時曾邀請他出任農(nong) 研所所長，他為(wei) 專(zhuan) 心做好真菌與(yu) 植物病理事業(ye) 無暇他顧，堅拒所長一職，隻主持病害組工作。抗戰勝利後清華大學確定將農(nong) 研所擴建為(wei) 農(nong) 學院，戴芳瀾以其威望和資曆理所當然地被考慮為(wei) 院長人選，他又是專(zhuan) 注於(yu) 植物病理和真菌事業(ye) 隻任係主任，而讓年輕有為(wei) 的湯佩鬆當院長。僅(jin) 在1953年應中國科學院發展真菌與(yu) 植病事業(ye) 成立研究室時做主任。既然接受任務，戴芳瀾便以嚴(yan) 肅認真的態度搞好來自不同單位專(zhuan) 家的團結，抓課題規劃，促進了科研事業(ye) 。後來擴建為(wei) 應用真菌學研究所時，才出任所長，並在與(yu) 微生物研究室合並成立微生物研究所時繼任所長。他從(cong) 全局出發用寬容的心態加強來自兩(liang) 單位人員的團結，采納多方麵的意見，搞好規劃。確定以擴大微生物的利用和研究有害微生物的防治為(wei) 主要業(ye) 務範圍，帶動微生物的形態、分類、生態、生理和遺傳(chuan) 變異等學科，逐步發展成為(wei) 一個(ge) 多學科的綜合性研究所，從(cong) 而把微生物所辦得有聲有色，是該所曆史上光輝的一頁。

在戴芳瀾的家裏，南京時，條幅上就有一個(ge) 紅圖章：學到老；北京羅道莊時，有副對聯：戶樞不蠹、流水不腐。他正是這麽(me) 做的而且終生不渝。這就是戴芳瀾一生的寫(xie) 照。

回顧戴芳瀾的一生，他的業(ye) 績和道德風範無疑是中國科學界的楷模，而為(wei) 後人永遠懷念與(yu) 學習(xi) 。

照片引自：https://www.360doc.com/content/23/0725/08/39305010_1089931739.shtml

黃河，宋大康.戴芳瀾[M]//吳汝焯，王步崢，許增華.憶恩師.北京：中國農(nong) 業(ye) 大學出版社，2010：1-15.

《憶恩師》是25位先輩的弟子撰寫(xie) 的傳(chuan) 記文稿，這些弟子都早已是學有專(zhuan) 長的專(zhuan) 家、學者，他們(men) 長期師從(cong) 先輩，可以自己親(qin) 曆與(yu) 感受最真切地記述先輩。記述了先輩們(men) 一生為(wei) 國家在培養(yang) 人才、發展學科以及促進生產(chan) 方麵做出的突出貢獻，也記述了他們(men) 為(wei) 辦好這所國家的重點大學所建立的影響深遠的曆史功績，並為(wei) 後人留下了大量寶貴的精神遺產(chan) 和物質遺產(cha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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