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科普:新冠疫情期間日本自殺率先降後升,為什麽?
發布時間:2021-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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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科普:新冠疫情期間日本自殺率先降後升,為什麽?
新冠疫情期間日本自殺率先降後升,為什麽?

圖源:pixabay

- 導 讀 -

 

病痛以外,疫情對所有人施加著無形的精神威脅。已有的研究表明,嚴(yan) 重的流行性疾病(如西班牙流感 [1]),會(hui) 導致社會(hui) 自殺率增加。

 

在 “輕生死” 的武士道思想影響下,日本的 “自殺文化” 逐漸形成。隨現代經濟和科技不斷發展,在社會(hui) 高壓的推波助瀾之下,自殺在過去20年一直是日本十大死因之一。那麽(me) ,新冠肺炎對日本人的自殺風險有何影響?2021年1月,《自然·人類行為(wei) 》發表的一篇研究對2016年以來全日本範圍的自殺數據進行分析,發現疫情中的自殺率並非單純高走,而是先降後升,而且第二波疫情中未成年人、女性、非正式雇員等群體(ti) 麵臨(lin) 著比以往更大的風險 [2]。

 

撰文丨王雨丹

責編丨戴威

 

●  ●  ●

 

2020年1月6日,日本發現了第一個(ge) 新冠確診病例,隨後國內(nei) 暴發了兩(liang) 波大規模的疫情。其間日本政府實施了各種防控措施,包括全國學校關(guan) 閉和實施緊急狀態(state of emergency,SOE)及地方商業(ye) 限製。

 

據日本厚生勞動省2021年1月22日發布的統計數據,2020年日本共有超2萬(wan) 人自殺身亡,其中男性13943人,女性6976人。這是繼2009年以來,時隔11年後日本自殺人數首次增加 [3]。

 

數據表明,疫情期間日本自殺死亡人數確實有所增加,且男性多於(yu) 女性。那麽(me) 我們(men) 是否可以認為(wei) ,疫情導致了日本死亡人數的持續上升,且男性遭受著更大的社會(hui) 壓力?本月發表在《自然-人類行為(wei) 》上的一篇論文揭示了一個(ge) 出乎意料的結果:新冠疫情期間,日本自殺率並非 “一路飆升”,而是先降後升,分為(wei) 明顯的兩(liang) 個(ge) 階段:

 

1. 第一波疫情期間(2020年2~6月),每月自殺率下降了14%;

2. 第二波疫情期間(2020年7~10月),每月自殺率增加了16%。

新冠疫情期間日本自殺率先降後升,為什麽?

 

疫情暴發後,日本新冠肺炎確診人數變化圖示:研究中,2020年2~6月為(wei) 第一波疫情,7~10月為(wei) 第二波疫情。圖源:[4]

 

不僅(jin) 如此,在第二波疫情期間,日本家庭主婦和青少年群體(ti) 的自殺率大幅增加:女性自殺率增長37%,兒(er) 童和青少年自殺率增長了49%。而這也與(yu) 厚生勞動省的統計數據相吻合:2020年男性死亡人數較2019年減少135人;女性死亡人數則同比增加了885人。

 

01 疫情初期自殺率緣何下降?

 

新冠疫情的暴發給日本帶來了深遠的影響:許多企業(ye) 采取降薪或裁員政策、社會(hui) 失業(ye) 率連續9個(ge) 月上升、社會(hui) 流動性受到防疫政策的嚴(yan) 重限製、恐慌和焦慮情緒在人群中不斷蔓延。

 

自殺原因往往非常複雜,很少是由單一因素引起的,疫情期間的自殺事件也是如此。在疫情最初的5個(ge) 月(2020年2~6月),日本月均自殺率下降了14%。論文揭示這可能是基於(yu) 一些複雜的原因:包括政府的慷慨補貼、企業(ye) 減少工作時間、學校關(guan) 閉停課等,這些緊急狀態下的防疫措施或有效緩解了因貧困、過勞、校園暴力帶來的自殺風險。

 

為(wei) 應對危機,日本政府向公民和企業(ye) 提供了若幹補貼和福利以減輕經濟困境。2020年6月之前,所有公民都能獲得政府提供的10萬(wan) 日元現金(約合6200元人民幣),這一期間由就業(ye) 、失業(ye) 和退休造成的自殺情況有所減少,個(ge) 體(ti) 經營戶的自殺率也並未增加。

 

在日本社會(hui) 中,過度工作和通勤是公認的自殺風險因素,而防疫政策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工作過勞。2020年從(cong) 4月到5月,由於(yu) 疫情防控,全職和兼職員工的工作時間都大幅下降(10~20%)。工作時間縮短和居家辦公減少了人們(men) 的工作壓力,自殺人數隨之下降。

 

對兒(er) 童和青少年而言,學校停課不僅(jin) 可以減輕課業(ye) 壓力,還能有效減少校園暴力事件。因此,在2020年3~4月全國學校關(guan) 閉停課期間,學生自殺率也大幅下降。

 

對於(yu) 第一波疫情中自殺率顯著下降的結果而言,雖出乎意料,但也並非孤例。論文中提到,數據顯示疫情期間挪威、英國、德國和秘魯等國的自殺死亡人數也有所下降。此外,據以往的研究報告,在重大災難之後(包括2005年卡特裏娜颶風及2001年9·11恐怖襲擊),一些國家或地區的自殺率往往會(hui) 先下降,隨後又緩慢上升。本次疫情中日本自殺率也出現了先降後升的現象,且各群體(ti) 中自殺率增長不平衡。

 

02 疫情對女性、兒童、非正式員工帶來額外壓力

 

在分析了疫情期間自殺數據並對比曆年數據之後,研究者發現,新冠疫情對日本社會(hui) 各類人群的影響並不均勻。

 

據2016年11月至2020年1月的數據顯示,日本男性的自殺率高於(yu) 女性,是女性的2.3倍,在金融危機後的自殺率增長也大於(yu) 女性,由此可見高壓下的日本男人似乎麵臨(lin) 更多的危險。

 

然而疫情期間,這種 “男危女安” 的情況出現了反轉:論文顯示,第二波疫情中女性自殺率增加了37%(IRR=1.37, 95% CI: 1.26~1.49),增幅大約是男性的5倍(IRR=1.07, 95% CI: 1.00~1.14)。這一增長在2020年10月最為(wei) 明顯,當時女性自殺率上升了82%。此外,兒(er) 童和青少年自殺率在第二波疫情中也有所上升(IRR=1.49, 95% CI: 1.12 ~ 1.98)。

新冠疫情期間日本自殺率先降後升,為什麽?

 

使用倍差法(DID)和事件研究方法研究新冠疫情對不同性別和年齡組人群自殺的影響。灰色虛線表示疫情之前的自殺率基準,藍色折線表示第一波疫情期間的自殺率,紅色折線表示第二波疫情期間的自殺率。第一波疫情中,男性自殺率下降14%,女性下降18%;第二波疫情中,男性自殺率上升7%,女性上升37%。圖源:[1]

 

為(wei) 什麽(me) 疫情對女性帶來的影響更大一些?研究指出,隨著疫情的蔓延,越來越多的人選擇居家辦公或由於(yu) 失業(ye) 等原因賦閑在家,這無形中增加了女性,尤其是家庭主婦的家務工作量和心理負擔。第二波疫情中,家庭主婦(已婚且為(wei) 從(cong) 事雇傭(yong) 職業(ye) 的女性)自殺率上升了132%(IRR=2.32, 95% CI: 1.65 to 3.26),是研究中六種職業(ye) (被雇傭(yong) 、退休、無業(ye) 、個(ge) 體(ti) 經營、家庭主婦、學生)裏自殺率增長最明顯的一類。

 

研究指出,疫情中的女性還麵臨(lin) 更大的失業(ye) 風險和家庭暴力威脅。而據日本勞動力市場的數據顯示,疫情期間女性失業(ye) 率上升相比男性更為(wei) 明顯,對非正式員工的影響更大(日本有56%的女性和22%的男性都是非正式員工)。另外,在日本社會(hui) 中,家庭暴力的傷(shang) 害對象95%都是女性,疫情期間家庭暴力事件也有所增加。家務增多、失業(ye) 、家庭暴力這些因素都可能增加女性壓力並損害其心理健康,從(cong) 而使其更容易產(chan) 生輕生的念頭。

 

此外,研究認為(wei) ,新冠疫情對年輕雇員的影響尤甚。這類勞動者往往從(cong) 事低技能工作且大多沒有穩定的勞動合同,疫情期間他們(men) 也更容易失業(ye) 。

 

對學生而言,第二波疫情暴發的時間與(yu) 日本中小學重新開課的時間相對應。因第一波疫情期間而停課數月的他們(men) 回到學校之後,課業(ye) 負擔和校園暴力等風險因素也 “卷土重來”。研究者認為(wei) ,這些都可能放大兒(er) 童和青少年的抑鬱情緒,增加自殺幾率。

 

03 依據具體情況,製定防疫和民眾心理健康輔導政策

 

這篇論文是建立在大樣本的基礎上采用倍差法對比研究而成的:研究者使用了整個(ge) 日本人口(超1.2億(yi) )自2016年11月至2020年10月的逐月自殺數據,數據涵蓋1848個(ge) 行政單位。

 

“時代的一粒沙,落在每個(ge) 人頭上,就是一座大山。” 這場全人類的災難深刻影響了每一個(ge) 人,包括日本社會(hui) 自殺率在內(nei) 的變化都與(yu) 新冠疫情息息相關(guan) 。因此,對疫情期間社會(hui) 動態的量化和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yi) 。

 

論文的研究結果提供了一些值得注意的見解:首先,日本全社會(hui) 的自殺傾(qing) 向可能在長期內(nei) 保持上升。在缺乏有效的藥物治療或全民疫苗接種延遲的情況下,疫情所帶來的自殺危險因素(例如疫情反複、社會(hui) 隔離和經濟衰退等)將繼續存在。

 

其次,國家層麵必須對社會(hui) 總體(ti) 自殺趨勢並采取適當措施。雖然政府的補貼和福利一定程度上有助於(yu) 在疫情初期控製自殺率,但錢袋子總有空的一日,這種財政支持可能無法長期持續。

 

最後,在這場災難中,兒(er) 童、青少年和女性(尤其是家庭主婦)是弱勢群體(ti) ,政府的防疫決(jue) 策應給予他們(men) 更多的關(guan) 懷和考慮。

 

不過,這一研究不可避免地有一定的局限性。例如,研究者雖然提出了與(yu) 自殺率有關(guan) 的疫情潛在機製(如經濟衝(chong) 擊、政府幹預、財政支持和工作條件等),但他們(men) 也承認很難區分和量化其中每個(ge) 因素的具體(ti) 作用。另外,由於(yu) 研究是在日本獨特的經濟文化和疫情防控背景下進行的,因此結果可能不適用於(yu) 其他地區。各國政府及公衛人員需要根據具體(ti) 情況來製定有效的疫情防控和民眾(zhong) 心理健康輔助對策。

 

據日本JX通信社的數據,截至2021年1月24日當地時間晚11點,日本新冠肺炎確診人數超36萬(wan) ,死亡人數超5000人(見下圖)[5]。雪上加霜的是,1月18日,日本靜岡(gang) 縣發現3例源自英國的新冠變異毒株感染,日本國立感染症研究所認為(wei) 變異新冠病毒可能已在國內(nei) 形成社區傳(chuan) 播。對於(yu) 日本而言,居高不下的社會(hui) 自殺率控製任重道遠,而新冠疫情防控更是迫在眉睫。

新冠疫情期間日本自殺率先降後升,為什麽?

 

截至2021年1月24日當地時間晚11點,日本新冠肺炎感染人數圖示(包括無症狀感染者),圖源:JX通信社[5]

 

參考資料:

[1]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abs/10.1111/j.1943-278X.1992.tb00231.x

[2]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62-020-01042-z

[3]https://www.mhlw.go.jp/index.html

[4]https://www.worldometers.info/coronavirus/country/japan/

[5]https://newsdigest.jp/pages/coronavi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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