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探索：工作時間為5小時，會帶來哪些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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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英國利物浦的營銷策劃公司Agent被BBC邀請參與一檔電視節目，要求他們在公司內嚐試推行“每天工作六小時”的模式時，Agent欣然接受了這個機會。這項為期一個月的試驗在2016年啟動，人們希望通過減少工作時間來找到一條提升員工幸福感的新途徑，但試驗結果卻喜憂參半。
“很多好現象出現了。”Agent首席執行官Paul Corcoran說，“我們從時間角度去安排工作任務，比如說‘我們需要15分鍾完成這件事，需要半小時完成那件事’，並切實保證以這種方式去執行。員工早上九點上班而不是八點半，避開了交通最擁堵的時段；而且他們下班提前了，可以靈活安排時間，去做像接小孩這樣的事情。”
但弊端也很快顯現出來，員工開始過度專注於把工作壓縮在越來越短的時間段內完成。Corcoran說：“我們的想法是給人們更多自由，但後來發現，事情開始變成‘我們必須在這段時間裏搞定所有事情’，這讓員工倍感壓力。”最終，公司決定采取所有人兩天短時工作、三天長時工作的模式。新冠疫情爆發後，壓縮工作時間的理念正重新興起。每天工作5小時可能是一個更好的選項。
Alex Pang是美國矽穀谘詢公司Strategy and Rest的創始人，寫過幾本書，研究了縮短工作時間對工作效率的影響。“研究表明，我們大多數人的注意力最長能維持5小時，”他說，“有時你可以撐得更久，但現實是大多數人每天的黃金工作時間就是這麽長。”
8小時工作製是一個相對年輕的概念，一個世紀前美國福特汽車公司（Ford Motor Company）鞏固落實了這項製度，將其作為一種既不會對單個員工提出過分要求，還能保持每天24小時生產不斷線的手段。福特的嚐試總體上提高了生產力，並且讓8小時工作製的理念被廣泛接受。包括美國加利福尼亞電子商務公司Tower Paddle Boards和德國數字谘詢公司Rheingans在內的5小時工作製的支持者們表示，在轉向的短時工作模式後，他們也擁有類似的經曆。
和Corcoran一樣，Tower首席執行官Stephan Aarstol表示，公司在2015年采取了5小時工作製的結果使他大為震撼。員工從上午8點工作到下午1點，中途沒有休息。為了能自由支配下午時間，他們開始想方設法地令產出最大化，結果讓這個數字增長了50%。
“我們一開始推行這個製度的時候，在倉庫幹活的小夥子們都在翻白眼，但那裏的產出增長恰恰是最大的。”他說，“以前每個包裹要花五分鍾才能發貨，但幾周後他們就把這個時間縮短到了三分鍾以內。他們正在做真正的生產力專家才會做的事情。我告訴員工他們有時間限製，這迫使他們進行創造性思考。”
Rheingans首席執行官Lasse Rheingans說，當他第一次向員工提出壓縮工作時間的想法時，員工表示希望在辦公時禁用智能手機等分心物，盡量少用“像Slack（一款企業協作軟件）這樣的生產力殺手”。Rheingans的目標是保持生產力不變，但給員工更多的休息時間。
Rheingans談道，雖然縮短工作時間提高了效率，也更有利於工作和生活的平衡，但和Corcoran一樣，他在一年後發現這麽做並非沒有壞處。“我們意識到，我們在人際關係層麵的某些東西正在流失。”他說，“如果你沒時間和同事聊天吹水一起喝咖啡，就會影響歸屬感、團隊文化，以及公司內的人際關係。”
Rita Fontinha是英國雷丁大學亨利商學院（University of Reading’s Henley Business School）戰略人力資源管理副教授。在她看來，雖然壓縮工作時間的優勢明顯——“它不僅對個人的職場生活質量有好處，也有利於提振團隊的財務業績”，但她的研究著重強調了Corcoran和Rheingans發現的弊端。
“雖然更短的工作時間有助於更好的時間管理，讓員工更專注，但也可能會增加他們的壓力，因為需要在規定的時間內完成任務。”她分析道，“正如我的研究證明的那樣，員工很看重時間安排的靈活性。這可以讓他們根據需要分配額外時間來完成任務，或者花更少的時間提前做完。”
同樣，英國牛津大學賽德商學院（University of Oxford’s Saïd Business School）經濟學和戰略學副教授Jan-Emmanuel de Neve表示他的研究能證實了這一觀點，即5小時工作製會提升員工的幸福感，進而提高工作效率。但是他也警告稱，理論上講生產力的提高意味著所有人要做更多工作，這反而會引發幸福感降低等連鎖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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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人們在更短的時間裏去做更多的工作，這實際上會讓他們承受更大的壓力。“新冠疫情迫使我們居家辦公，（也正因為如此）我們能加快步伐改善工作效率。”他說，“我們需要意識到，隨著工作效率的提升，我們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我們並沒有將其轉化為更多的休息時間，而是用更多的工作來填補。我們正在設法讓媒體和公眾注意到這件事。”
縮短工作時間的一個社會弊端是，並非所有工作都適合在5小時內完成。雖然研究發現人的創造力在聚精會神工作五個小時後會減弱，但並非所有工作都需要創造力。Pang說：“有非常多的工作並不需要高度專注。”在電話客服中心、看護中心和工廠流水線的工作人員隻需簡單完成工作。並且正如福特汽車公司證明的那樣，這些工作有一個絕妙的理由來實行8小時輪班製：一天24小時可以劃分成等長的三段時間。對從事這類工作的員工來說，從生產力角度出發，5小時輪班並無必要；對老板來說，從組織管理角度出發，5小時輪班則顯得不夠整齊。
de Neve認為，這對所有勞動者來說都是一個問題。“有許多工作需要維持特定的時長，這已經滲透到了社會中。但還有很多很多的工作（所占用的時間）是完全沒有必要的。”他說，“我感覺，這些工作之間將會有更多的變化和差異。不幸的是，這可能會加劇不平等現象。”
對於那些有條件考慮新辦公方式的雇主們來說，疫情創造了一個契機，讓他們開始思考如何更好地做到這一點。與此同時，它也迫使那些已經徹底改變的人們重新審視他們的策略。在加利福尼亞州，Aarstol坦承，Tower公司在2020年幾乎快要破產的時候不得不放棄了5小時工作製。5小時工作製似乎在讓隨時隨地辦公的文化回歸。在德國，Rheingans表示，疫情期間居家辦公一年多後，大多數員工希望繼續這樣做。這種辦公方式使員工可以根據工作事務來靈活安排個人生活，但這也意味著5小時工作製賴以成功的關鍵因素——一段穩定、不間斷的專注時間——更加難以實現。
Rheingans說：“我們完全改變了模式，因為我們中的一些人有孩子，孩子不得不在家上學——你不可能從早上8點到下午1點都在你的孩子旁邊工作。”公司引入了一條規則，規定中午12點到下午2點之間不能有任何工作預約或者會議，因為人們需要照顧孩子。“其餘時間是靈活的：規劃生活，保持身心健康。我希望人們少幹活而不是多幹，因為從長遠來看這樣更好，我希望大家能發揮自己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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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Aarstol透露他已經調整了Tower的工作模式，使員工能夠從中持續受益，而不再將其視作一種理所應當的權利。“當我向員工宣布我們不再實行5小時工作製時，他們真的很失望。”他說，“那時我才知道5小時工作製已經變成了一種權利。現在，我們在8月到11月四個月的時間裏實行這項製度，但隻有在公司收入增加的年份才會這樣做。現在，這是一項全公司範圍的福利，就像每個人都在努力爭取的聖誕獎金一樣。”
回到利物浦，Corcoran認為，“混合模式”既能帶給員工短時工作日的好處，也考慮到了它對企業的潛在消極影響，是最好的發展模式。他表示，Agent公司“三長兩短”的工作模式已經運行了四年，並且“卓有成效”。“成年人的世界裏，管理無需麵麵俱到。他們有自由能在一周裏上兩天短班，”他說，“當你把這些時間加起來，四舍五入相當於每月多休息了兩天，這真是一個很好的獎勵。”
撰文：Margaret Taylor
翻譯：周舒義
編輯：魏瀟
引進來源：wire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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